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  段炳德

国际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两种“增长陷阱”,一种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不能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因拉美国家最为典型,被称之为“拉美化”问题;一种是发达国家与地区在高速发展期过后,受高福利支出和高工资政策影响,债务负担加重,政策转换余地变小,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以日本最为典型,被称之为“日本化”问题。这两种发展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方向,其发展进程将极大地影响国际经济格局。最新的发展趋势表明,在两股力量作用之下,国际经济出现一种近似“均等化”的发展趋势。
一、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拉美化”曾在部分拉美国家出现,尤其是像巴西、阿根廷这样的一些拉美大国,看起来拥有经济发展的一切要素:资源、人口以及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却迟迟没有把潜力化为实力,反而被社会问题裹足,债务高企,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外资控制经济命脉,产业垄断现象严重,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淖。美国于1789年独立,拉美独立革命战争于1826年取得胜利,二者经济建设起步时间相距不远,然而美国经过百年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拉美各国却经历了“百年孤独”,依然是发达经济体的附庸。到今天为止,拉美大多数国家依然是中低收入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一)“拉美化”的特征之一是结构性失衡问题长期存在
　　首先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缺乏教育和培训,难以就业,许多人成为城市流民,在大城市的边缘形成庞大的贫民窟,犯罪率居高不下。
　　其次是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形成外资主导型和外资依赖型经济,民族工业发展不顺,丧失本国经济资源的自主权和主导权,国际垄断资本控制进入国的经济。民族产业发展全面处于弱势,无力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跨国公司把红利转移出拉美,而不是用于再投资,根据利润导向进出拉美,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拉美国家沦为发达经济国家的经济附庸。
　　再次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失衡。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处于两种极端,一度军人政权实行专制统治,一度民粹政治占据主流,完全唯民意行事。政府缺乏有效的公共治理能力,没有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缺乏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
　　(二)“拉美化”的特征之二是债务危机和收入分配问题严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长期不能建立
　　拉美地区债务危机频繁发生。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大举借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美利率上升,拉美国家还贷能力丧失,频繁爆发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发生集体性债务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危机的频繁爆发严重削弱了经济的发展基础,损伤了国家发展的元气。在ＣＭＡ公司发布的2009年的《全球主权债务风险报告》中,债务风险最大的三个国家是委内瑞拉、乌克兰和阿根廷,南美国家占据前三位置中的两个。
　　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失衡,社会问题丛生。拉美国家长期实行的重增长轻分配政策导致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贫富分化又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多年来都在0．5以上,高于普遍认可的0．4的警戒线。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64。一些拉美国家社会阶层固化,“权贵资本主义”盛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
　　(三)“拉美化”的本质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
　　“拉美化”不仅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挑战,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共同障碍。另外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概念,“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与“拉美化陷阱”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东南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拉美化”问题的困扰。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了近二十年积累的经济成果,显示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1991—2000年ＧＤＰ年均增长7．6％的越南,从2007年开始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越南盾持续贬值,主权信用评级下降,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交替出现。
　　拉美国家长期面临发展的有利条件而不能化为实质优势,具备发展潜力而没有化为发展实力的种种特征,使研究者提出制约国家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的质疑。众多研究人员从制度、地理环境、民族、种族甚至基因寻求原因,似乎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宿命,种种内生性问题决定了经济的内生性落后,而发达国家的良好基因决定了发达国家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发展的基因决定论或者宿命论及其引发的悲观情绪长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界和知识界。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表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首先是亚洲“四小龙”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行列。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经济从上世纪中期起步,经历了一段高成长期之后,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的行列。现代信息通讯手段,使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更加快速,各国面临的信息环境高度趋近。在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发展中国家较容易获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技术。韩国和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取得的经济成功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机会有能力把握机遇成为发达经济体。
　　中印巴俄“金砖四国”的经济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金砖四国”总人口接近28亿,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ＧＤＰ接近9万亿美元。巴西、俄罗斯资源丰富,人均收入高,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只有一步之遥;而印度和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2020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将接近8000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那时“均等化”的进程将取得阶段性成就。
　　二、发达经济国家与地区面临“日本化”新忧
　　“日本化”是指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遇到的增长停滞问题。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后,面临高福利成本和高劳动力成本、制造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国民经济遭受泡沫经济的困扰、增长乏力的一种特定现象。发达国家经过早期高速发展或者长时期的稳定增长,国内具备高度完善的基础设施,人民享有较高生活水平,福利保障高度健全,经济发展已经从快车道上退下,理想状况是保持稳健低速增长。但是日本经济遭受的长达十年以上的经济发展停滞和2008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正视发达经济自身的深层问题。虽然日本发展中的有些问题不是美欧发达国家的通病,比如日本银行系统的坏账与美欧金融业的高杠杆率不尽相同;日本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与美国的靠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也有不同。但是在和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方面,“日本化”仍不失其共性。
　　(一)“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泡沫经济问题和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为保障国民较高的生活水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提供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系统,同时也累积起来高昂的政府债务。日本2009财年新发行国债首次突破50万亿日元(约5500亿美元)。据相关研究,日本全国债务规模将在2011年达到950万亿日元(约9．5万亿美元),占其年度ＧＤＰ的200％。截至2009年6月末,全球国际债券未清偿余额前六位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当前美国国债余额高达12万亿美元。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英国等国都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成为目前国际经济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长期的高额债务与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通货紧缩压制了这些国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国家调控经济的转换余地变小。
　　(二)“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二是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制造业衰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开始向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和中国转移制造业,从早期的纺织品到电机行业,再到汽车等支柱产业的转移。1986—1990年,日本的制造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5．6％、5．34％、5．98％、6．98％、7．67％,同期非制造业的投资占比为10．15％、10．7％、11．38％、12．2％、13．16％。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急剧攀升,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厂商普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第三产业成为经济中的最重要部门。1997—2001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088．8亿美元、英国6978．2亿美元、比利时4547．2亿美元、法国4533．6亿美元、德国3365．2亿美元。发达国家在享有产业高级化所带来的高收益和高附加值回报时,失去的是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日本化”的本质是发达国家是否缺乏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
　　“日本化”问题的核心是,导致发达国家增长相对停滞的因素会否内生化、长期化。它反映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人力资源成本高企,产业出现空心化,真实就业率持续下滑;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出现赤字经济等问题;创新经济和新技术产业难以形成持续的增长动力源,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欧美学者对本国经济的“日本化”免疫能力一度非常自信,认为欧美采取容忍“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政策,而日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消极反应导致经济问题的长期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学者对美国经济的“日本化”问题趋于悲观,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内在矛盾导致“日本化”问题的复杂化。
　　(四)技术创新能力是发达国家摆脱“日本化”的重要依托
　　就像发展中国家依靠正确的发展战略逐渐摆脱“拉美化”危机一样,发达国家的“日本化”问题也要在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因为资源虽然相对有限,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科技发展能力则相对无限。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拉动。另外,制造业是现代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制造业既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途径,也是维护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部门,欧美等发达国家近来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投入巨资,试图在新兴产业的制造领域赢取竞争优势,增加就业人口。2010年8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为振兴美国制造业做出重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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