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 管 涛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其中，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规划纲要中的主要目标和具体措施。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条件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增加就业等宏观调控目标都完成得不错，唯有国际收支平衡矛盾依然突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世界经济衰退等因素影响，我国经常项目占GDP比重由2007年的10.6%回落到2010年的5.2%。但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加之我国外汇储备仍以每年4000多亿美元的规模继续积累，未来该指标仍面临反弹压力。
　　对外经济失衡加剧了国内经济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矛盾。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央行被动干预，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形成国内输入性流动性过剩。可以说，外汇储备增速不降下来，将会极大地影响当前的物价和房价的调控工作。即便是房价调了下来，也不排除资金流向其他市场，造成别的资产泡沫，增加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促使人民币汇率变相升值。经常项目(主要是货物贸易)持续较大盈余，加剧国内资源紧缺，并招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广泛的对华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同时还导致我对外金融风险敞口扩大，被迫更多地分担发达国家危机转嫁的成本。
　　日本由于没有处理好国际收支顺差和日元升值问题，迄今未走出经济停滞。中国面临这种问题时间更长，情况也可能更为严峻，解决起来宜早不宜迟。中国应该牢牢抓住经济再平衡的主动权，而不只是单纯应付国际压力。一是积极促成共识。从中央到地方要在思想上认识到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外贸外资发展优先的观念，清理各种支持外资外贸发展的过度激励政策。尤其地方政府要树立宏观意识、全局意识，克服盲目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的内在冲动。二是迅速付诸行动。采取综合措施，按照“调结构、扩内需、减顺差、促平衡”的思路，消除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在稳外需与扩内需之间，当前尤其要在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上下大功夫；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当前尤其要在支持“走出去”上花大力气。三是实施量化考核。如设定消费率、货物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外贸进出口占GDP比重、实际利用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等指标对各级政府量化考核是必要的、可行的，这本身也符合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四是灵活把握节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也要遵循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为此，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策评价体系，事先明确预期达成的目标和担心付出的成本，适时动态评估、权衡利弊，不断完善实施方案。
　　逐步扩大人民币跨境计价结算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金融战略选择，但短期内需协调好人民币“走出去”与促平衡目标之间的关系。人民币“走出去”有利于减轻我国对美元等国际储备货币的过分依赖，减少我国对外风险敞口，但其本身不是纠正国际收支失衡的手段。相反，由于初期境外人民币积累需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外汇对外支付，增加了对外人民币负债，实际上也增加了资本流入，必然会扩大我国国内际收支顺差。对此，现阶段可采取对外投资(放款)中用人民币计价、可兑换货币交割结算的方式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这既可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形象，又有利于维护我境外资产安全、缓解我国际收支失衡。
　　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改善金融调控的重要举措
　　由于近期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趋于减少，要素价格逐步理顺，资本流出逐渐增加，人民币汇率正逐步接近均衡水平，因此并不存在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的基础。人民币升值预期之所以挥之不去，主要是因为汇率机制僵化和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无风险的单边投机行为，又造成了预期的自我实现。增加汇率弹性，将有利于形成汇率双边波动，抑制单边套利活动。
　　人民币汇改要克服浮动恐惧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普遍害怕汇率浮动，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通常存在因本币不可兑换以及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而必须大量从境外融资的“原罪”。因此，它们往往既害怕汇率升值影响出口竞争力，又害怕汇率贬值增加对外偿债压力，从而对汇率浮动存在恐惧心理。但从理论上讲，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等实际变量，汇率只是作为一个价格变量，决定资源在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配置比例。过于强调汇率稳定，就是将汇率从工具变成目标，是对汇率政策的异化。况且，美元未来是一个不确定、不稳定的货币，盯住美元难以引进信心锚，反而会加剧多边汇率变动，诱发输入型通货膨胀。
　　实践证明，我国无须害怕人民币汇率浮动。早在1988年，我国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就开始实行自由浮动，一直持续到全国经济过热、人民币大幅贬值的1993年2月才重新恢复限价。在1994年以前的双重汇率安排下，官方汇率不论固定还是有管理浮动，总体是趋于螺旋式的贬值；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在自由浮动情况下，却是有升有贬。如果1994年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不是依照市场供求而是继续参照企业出口换汇成本调整，依每次重大汇改之前企业和部门普遍反映出口利润微薄的情况看，断不会有这十多年来的强势人民币格局。而且，即便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实行有管理浮动，但人民币随美元对欧元、日元等货币都自由浮动，而这并没有影响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多元化发展。
　　逐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体制保障
　　现行资本管制格局造成了我国国际收支市场调节机制的缺失。长期以来我国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在经常项目结构性顺差持续存在的情况下，表现为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而且，大量流动性集中在国内追逐有限的投资机会，这正是造成我国资产泡沫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体制机制原因。
　　我国面对的选择不是要不要输出资本，而是通过官方渠道还是市场渠道对外投资。目前，我国70%的对外资本输出是官方外汇储备运用。外汇储备方式的资本输出，有利于集中管理风险，但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将面临投资市场容量有限、投资风险过于集中、投资回报率低等问题。因此，形成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渠道和投资主体，是我国下一阶段资本账户开放的重点。
　　要正确看待当前我国扩大对外投资的三种担心。一是担心市场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不足。但风险管理不是书本上可以学到的，还要从实践中学习，特别要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另外，应打破先国有后民营的开放次序，注意鼓励投资人按照“买者自负”的原则开展对外投资，这样投资者才会在决策上更好地平衡收益和风险的关系。二是担心境内贪官通过对外投资把非法所得转移境外。资本管制本身不能解决洗黑钱问题，而开放有利于变暗为明，只要在银行留下跨境资金转移的蛛丝马迹，就有可能为反腐斗争提供线索和证据。三是担心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开放对外投资的效果有限。但如前所述，正是由于资本流出渠道不畅导致了国内外汇供求关系的扭曲。从分散风险的角度考虑，如果开放资本流出，有可能会释放出相当多的无因购汇需求，毕竟境内的股票、不动产等资产与境外相比都不算便宜。
　　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注意与国内其他改革配套推进。总的原则是，对内金融开放不能落后于对外金融开放，汇率市场化不能落后于资本账户开放。对外开放步伐太快，其他相关配套改革太慢，尤其是隐性的汇率担保，可能会加大跨境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金融的冲击，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反过来，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太慢，也不利于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国内金融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需做好防范资本流动冲击的准备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同时要有效防范风险。其中风险之一，就是开放环境下任何经济体都面临的跨境资本流动冲击风险。一般而言，资本流动是顺周期的：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总是面临资本流入的压力；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总是面临资本流出的压力。正是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告诫我们需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来自实体经济而非“热钱”流入。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发布的《2010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披露，1994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增加额的约90%来源于货物贸易顺差、直接投资净流入、海外投资收益和境外IPO等实体经济活动。“热钱”套利活动主要是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导致跨境资金流动与实体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暂时性偏差，但从长期看这些偏差有正有负、相互抵消，对基本趋势没有实质的改变。中国企业股本少、负债高，导致跨境资金流动出现负债美元化和金融去杠杆化的周期性波动。现阶段外汇净流入增多，主要是因为企业购付汇减少而非收结汇增加。现实中，有贸易、投资、个人等渠道“热钱”违规流入的个案，但不是主流，更不能主导国内资产价格上涨。我们对于市场主体正常的财务管理应有一定容忍度。界定“热钱”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难以操作，而且不能人为贴上“好钱”或“坏钱”的标签。现在境内的机构和个人根据利率、汇率等价格信号，能够作出资产负债本外币结构的调整，这正是我国三十年市场化改革的伟大成就。
　　应对“热钱”冲击要把握好四个环节。一要加强监测。对于跨境套利该不该管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监管部门要全面掌握跨境资金流动的总量和结构等基本情况，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思路逐步提高数据透明度，增强市场自我风险识别和控制的能力。二要合理利用。一方面，要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增加市场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要拓宽资本流出渠道，提高我国外汇资源使用效率。三要适度监管。不断完善应对资本大进大出的非常规措施，加大对违规流入结汇行为的打击力度，适度采取措施控制外汇资金过度流入，真正做到有备无患。四要积极引导。维护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是防范资本流动冲击的根本，为此，我们应逐步强化汇率、利率、税率等价格杠杆在稳定经济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