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余斌

　在浙江宁波举行的“2011第四届中国开放论坛”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在演讲中驳斥了当下流行的两个观点，第一，“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他认为过去三十多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超过了70%，因此“过度依赖外需”的观点不成立；第二，“末日博士”、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称“中国经济2013年硬着陆”，但余斌认为中国经济在2013年“不会硬着陆，更不会坍塌”。
　　但他提醒，从“十二五”之后的更长时期来看，以快速推进工业化为特征的高速追赶进程即将结束，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经济增长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国就面临这个问题。
　　如何更加深入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需结构、“十二五”时期的宏观经济发展以及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会议期间，媒体就此问题专访了余斌。
　　中国经济“双轮驱动”
　　由于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带来外需高度增长；同时由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快速增长，由此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
　　记者：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冲击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传统认识，现在的一致看法是，中国需要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国内消费驱动，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情况看，我们应如何认识这样的论断？
　　余斌：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双轮驱动的基本特征。所谓双轮驱动，就是过去的三十多年，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外需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是国内投资和消费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内需和外需的高速增长，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1978年到2010年的三十多年间，经济年均增长9．9%，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进入44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此被称为“中国经济奇迹”。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中国走过的道路并不是直线。其间，中国经济曾经出现过几次大的波动。当中国经济正在开始调整的时候，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了，带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幅度下降。但是我们只用了仅仅两年时间，中国经济在全球普遍低迷的情况下率先复苏。
　　记者：内外需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结构？中国经济短期内能走出低迷，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内需提升的结果？
　　余斌：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国内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既有主要依靠内需的发展模式，比如美国，它的国内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达到90%，但同时也有主要依靠外需的国家和地区，比如马来西亚，它的外需占比达到60%；中国香港地区外需占比达到70%。实际上内外需应该占什么样的比重，应当是由每个国家自身的状况以及与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共同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以来，我国外需占比不断上升，和大国经济相比，中国外需占总需的比重，我们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是低于德国。从总体上来讲，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超过了70%。也就是说一味指责中国经济过渡依赖外需，我认为这是不成立的。
　　记者：所以你强调了内需与外需双轮驱动的观点。
　　余斌：是的。由于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带来外需高度增长。同时由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快速增长。由此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的力量。
　　中国完善基础设施，大量的技术人员使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同时中国又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基础投资高速增长以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不断加快，为国内投资消费的扩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体上来讲，在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往往就表现为外需驱动为主的特征。但是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时期，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外需大幅度下降，中国经济又表现为主要依靠内需驱动的特征。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具有双轮驱动的结构特征，在外需严重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有效启动内需，在若干年内使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走上正常的增长轨道。
“十二五”GDP年均增长9%左右，不会“硬着陆”
　　“十二五”经济增长总体上仍然处在9%左右的较高水平，在这五年中，其中的2013年经济增长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并不会发生坍塌，中国经济不会在2013年遭遇硬着陆。
　　记者：“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的预计增长目标是7%，你的预测和这个数据有多大差距？
　　余斌：“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1．2%。“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均经济增长达到7%。“十一五”时期，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7．5%，而经济增长的实际水平是11．2%。那么“十二五”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7%，实际经济增长会达到多高的水平呢？当然做这个预测，我们需要有基本的假设前提，第一个假定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相对稳定，就是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长、银行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都大体保持在近十年的平均数；第二个假定就是世界经济平稳增长，并从明年开始恢复到危机前的平稳增长轨道。
　　做了以上两个基本假定以后，我们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情况，做出了如下预测：在未来的五年中，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在9%左右的增长水平。当然，其中的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会出现一定幅度的滑坡，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幅度并不大；从通胀的情况看，2011年和2012年，中国将面临比较严重的通胀压力。2013年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滑坡，通胀压力随之消除。
　　记者：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曾成功预测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前不久他发表文章预测，称中国经济很可能在2013年“严重放缓”，遭遇“硬着陆”。你对此怎么看？
　　余斌：中国经济“硬着陆”的理由是，“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政府提出了3600万套保障房的计划，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大幅度增长，一方面会带来投资效益的下降，另一方面会带来制造业产能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银行大量的呆坏账，从而爆发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的“硬着陆”。
　　我认为，“十二五”经济增长总体上仍然处在9%左右的较高水平，在这五年中，其中的2013年经济增长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并不会发生坍塌。中国经济不会在2013年遭遇“硬着陆”，“末日博士”的预言不会出现。
　　记者：学界的另一种担心是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你认为有没有可能？
　　余斌：2010年的中国人均GDP，用国际通行的麦蒂森数据模型计算，是7864国际元，经过五年经济较高增长，将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拉美国家大体在人均4000国际元的时候，陷入增长停滞。对中国来讲，经过“十二五”的较高增长，可以成功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高速追赶进程将结束，力求中速经济增长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年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在经过“十二五”经济较高增长以后，中国的人均GDP也将达到11000国际元，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出现相当幅度的下降。
　　记者：“11000国际元”似乎是个分水岭，你前不久曾经强调过，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经过了30多年，从世界其他国家同样的经历比较来看，以快速推进工业化为特征的高速追赶进程即将结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余斌：从更长的时期来看，中国经济高速追赶进程的确将趋于结束，潜在的经济增长将出现明显下降。尤其是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来说，这一点将更加突出。日本在27年间保持了9．4%的年均经济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以后，经济大幅度下降，降幅超过60%。韩国从1946年到1995年的期间，保持了年均8%的经济增长，但是在1995年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经济增长也大幅度下降，降幅超过40%。德国在22年间也保持了年均接近8%的高速增长，但此后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也达到了60%。
　　中国保持年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已经超过30年，在经过“十二五”经济较高增长以后，我们的人均GDP也将达到11000国际元，相比而言，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出现相当幅度的下降。
　　记者：但是在“十二五”期间，按你的预测，还会是一个高速增长期，我们靠什么来支撑经济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
　　余斌：从根本上讲，还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第一，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后，我们在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接近或者是超越世界先进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现成可利用的技术空间被明显缩小，后发优势明显削弱。那么我们靠什么支撑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需要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形成创新驱动的基础，培育和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用“十二五”规划的话来说，就是要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第二，当工业化接近完成，城市化的步伐减缓以后，很显然，来自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作用会明显减弱。我们应该通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解决老百姓普遍面临的没钱可花的问题、有钱不敢花的问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从而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第三，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改革开放初期只有0．8%，到201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0．5%，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外，中国出口产品与发达国家有很强的互补性。因为发达国家出口的都是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的、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品。也就是我们没有直接和发达国家形成竞争。但是未来，随着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我们将会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市场，抢占国际市场空间的难度会不断增加。
　　另外，由于体制性因素自制约，要素资源价格不能反映市场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长期以来，生态环境成本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再加上地方政府给予外向型企业的各种竞争性优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出口产品成本低估和竞争力虚高。未来伴随着这一系列因素的消失，很显然我们就需要在对外开放上有新的认识，形成新的战略，才能让外需继续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记者：经过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后，中国能否避免“高速追赶进程”结束后的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危险？
　　余斌：经济增速的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有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更快的速度发展才能追赶发达国家；而压缩式是说，发达国家用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城市化，我们压缩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根据成功国家的经验，在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应对得当，那么高速增长期结束以后，我们仍然可以迎来为期十到二十年左右的中速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