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开放决不仅仅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中国成立伊始，尽管国际环境恶劣，但中国仍选择了对外开放。不过，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承认新中国，中国选择了一边倒，即新中国过渡时期（1949-1956）的对外经济开放主要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并取得了较大成就，为新政权的迅速稳定和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因此，对此展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
新中国过渡时期（1949-1956）对外经济开放的基本特征和成就
（一）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1．建立独立自主和互惠合作的外贸体制。为了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对外贸易体制，新中国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着手。一是建立新海关，将旧海关进行彻底改造，确保海关主权独立；将官僚资本全部没收，经过改造后成为国营企业；外国在中国的进出口企业拥有的特权被取消，在遵守新中国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可以继续进行对外贸易。
1949年10月，在中央人民政府下面设立贸易部，贸易部下设对外贸易司，对全国对外贸易进行统一管理。1952年10月，贸易部分成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同时不断健全地方贸易管理机构。运行体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政府对外贸的直接控制，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二是加强对外汇的经营管理；三是实行计划管理。
2．外贸重点从西方国家转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积极调动各种力量发展对外贸易，形成了国营外贸企业为龙头，外资企业和私营外贸企业为补充的对外贸易发展格局。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仇视和封锁，对外贸易重点转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1949年，苏联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1950年，苏联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截至1952年， “中国与苏联、东欧、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总额已占中国内地对外贸易总额的81.26%。”
3．对外贸易快速发展。1950年到1952年，新中国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理直气壮地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我国进出口总额从11.35亿美元增长到1952年的19 .41亿美元，增长了71%，其中进口额从5.83亿美元增长到11.18亿美元，增长了41%。”对外贸易的增长，特别是出口额的大幅度增长，标志新中国中国取得了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的阶段性胜利。1950年中国对外贸易就实现顺差，从1877年计算，改变了长达73年的贸易逆差局面。到了1957年，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31.03亿美元，与1950年的11.35亿相比，增长了1.73倍。其中进口总额达到15.06亿美元，出口总额达到15.97亿美元。
（二）对外资金交流日益频繁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援助更多来自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
1．引进外资。1950年2月，中苏签订《关于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根据《协定》，从1950年至1954年，苏联分五年陆续发放约3亿美元低息贷款，利息为每年1%。从1954至1963年，中国分十年偿还贷款。
除贷款以外，新中国提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合资公司，发展新中国急需的产业。建立5个合资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1950年）、中苏石油股份公司（1950年）、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1950年）、中苏轮船修理建造股份公司（1951年）、中波轮船股份公司（1951年）。这5个合资公司共有资产25600万卢布，其中苏联和波兰投资为12800万卢布。
2．对外援助。对外援助分为三种方式：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1950年，我国对朝鲜、越南、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援助。1955年万隆会议后，新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扩大到亚非十几个国家。接受我国援助的国家涉及亚洲、非洲、东欧、拉美等。援助项目涉及工业、农业、文教、通讯、交通、卫生以及社会公共设施等领域。
从1950年至1960年6月，新中国对外提供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朝鲜、越南、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35.39亿元(无偿援助25.79亿元，贷款9.60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4.89亿元(无偿援助2.38亿元，贷款2.51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9.86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9.62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4］新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从1949年10月到1957年底，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中无偿援助占到95%。”。
3．新中国的外债。1950年至1956年，新中国外债总额为51.47亿元。1955年是外债最多的年份，1956年是外债最少的年份。通过举借外债，中国有效缓解了资金不足的状况，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0-1956年，新中国为外债还本付息总额达到1277亿元。
（三）对外技术交流更加密切
1．技术引进。1954年中苏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苏互通情报和技术，同时派送学者和专家进行技术研究。1955年4月，中苏签订《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立起了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
“据统计，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基础工业部门（煤炭工业和化学工业除外）和国防军事工业新增的生产能力中，有70%-80%是苏联援建的156项提供的，如炼铁、炼钢、轧钢能力；有的行业达到100%，如炼铝和汽车制造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和苏联签订协议，中国从苏联计划引进304个成套设备项目和64个单项车间装置项目。1960年7月，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撕毁援华合同。“304项成套设备项目中，已建成的有120个，基本建成的有29个，正在建设被迫中途停止的有66个（后来由中国自行继续建成），另外89个项目撤消了合同。）”已经建成和基本建成的项目达到149项，这些项目既包括钢铁、机械、电力、石油、煤炭、有色金属、军工、化工等重工业项目，也包括食品、纺织、广播、通信等轻工业项目，可以说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从苏联进行资金和技术引进，中国还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技术引进。1956年，中国与民主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分别签订《关于加强科技合作和互相提供援助的协定》。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东欧引进成套设备116项，完成和基本完成108项；引进单项设备88项，完成和基本完成81项。
截至1959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共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
2．技术出口。技术出口的内容包括：专有技术、专利技术、成套设备、大型设备、关键设备，同时包括高技术产品和技术服务的出口。1952年9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简称中技公司，英文缩写CNTIC）成立，著名的156项成套设备全部由中技公司引进，为新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2年至1960年中技公司技术引进总额达417251亿美元，1954年到1960年中技公司技术出口总额为19437万元人民币。总的来看，技术出口金额少得可怜。
3．管理方法的引进。新中国从苏联引进关于国营企业管理理论。具体说来，就是认为国营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在具体管理上，铁路和金融系统关系归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其他国营企业实行“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原则。将国营企业分为三大类：中央直属企业、中央所属地方代管企业、地方所属企业。
对于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央政府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国营企业，而是采用西方发达国家股份制管理办法。中央政府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中的公股代表，与私股代表共同协商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4．科技人才的引进。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派往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共有2万多人。同时，许多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帮助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聘请苏联专家10，800多人，聘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1500人。”随着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改善，许多在欧美留学的人员陆续回到祖国的怀抱，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钱学森等，他们为新中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对外劳务交流稳步发展
1950年后，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多年漂泊在外的部分华侨开始回迁，每年都有上万名华侨回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人口出现一个回迁的高潮。此时，外迁的人口数量大大减少，外迁的动力由以前的谋生为主向多样性转变：继承遗产、探亲、跨国婚姻等等。对外迁移人员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由以前的青壮年为主，转变为老人、孩子和妇女等等。另外，对外人口迁移的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了移民以外，还有对外劳务输出、留学、旅游、参观访问等各种形式。
中国的对外劳务输出开始于1949年后对亚、非、拉地区的经济援助。劳务输出的主管部门是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援助的主要形式是承包工程，一般是国内企业拿到承包项目，便由企业出面在国内招聘劳动力，然后统一派出。
新中国过渡时期（1949-1956）对外经济开放的历史启示
研究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对我们今天扩大和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1．对外经济开放是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对外开放通过自身传导系统，不断推动国家经济的增长。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通过对外贸易，可以用较少的劳动付出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新中国过渡时期，坚持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国家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5.19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287.43亿元，增长了4.41倍。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平均每年增长18%。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以区区几十亿元人民币就建立起初步的工业体系，时间短，费用低，见效快，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对外经济开放、互利共赢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只能扩大和深化，而不可能后退。
2．对外经济开放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国家主权不独立，对外经济开放只能是水中月和镜中花。晚清政府在主权独立的时候不进行对外经济开放，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被迫进行对外经济开放，这样的对外开放只能是被动屈辱的对外开放，给国家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损失。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独立，但是实际上难以摆脱西方列强的主宰和操纵，这样的对外开放的作用打了很多折扣。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站起来，这个时候实行的对外开放最终促成了经济的腾飞。中国今后要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仍然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3．对外经济开放要稳中求进，防范风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外资本来到中国，为中国积极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是好事。但是我们要看到，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性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为了资本利益最大化，这些资本会想尽一切方法获得最大利益，谋求更高更多的超国民待遇，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1949-1956年，苏联对我们进行了大量援助。但这种援助是有条件有风险的。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从中国撤出全部专家，同时逼着中国偿还债务，对中国的经济一度造成较大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不是世界大同，并不是共产主义已经实现。在对外经济开放中，发展中国的弱势地位没有根本改变。发达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然以发达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对外经济开放，我们面临的对象及其复杂。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我们没有现成的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就是要步步为营，稳中求进。像金融业、战略性资源、铁路、航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我们一定要确保国家的绝对垄断地位，在对外开放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在对外经济开放中，中国必须保证政策的独立性，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经济主权，让对外经济开放更好为国家发展服务。
4．对外经济开放要处理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既需要国际市场，也需要国内市场。新中国过渡时期，由于西方国家对华封锁，我们的对外开放主要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确处理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关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于中国来说，要紧紧抓住国内市场不放松。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培育好国内市场至关重要。我们在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一定不能淡化国内市场。1989年，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中国也面临惊涛骇浪，但是中国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为什么？还是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中国是大国，国内市场广阔，不怕制裁。对于我们来说，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已经显现。中国13亿人口，市场庞大，如果把老百姓的需求进一步激活，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更加迅速。对于中国来百姓来说，现在普遍存在消费动力不足的状况，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藏富于民，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让我们的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我们的内需不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5．对外经济开放要加速产业结构调整。1949-1956年，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大力发展重工业，而轻工业发展缓慢。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可以说，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前，中国对外贸易虽然具有比较优势，但出口产品如果还是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为主，我们竞争优势就会逐渐丧失。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的长跑中最终获胜，都必须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拥有拳头产品。一方面，中国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大对原有优势产业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要通过积极的财政、货币和税收政策引导企业向新兴朝阳产业转移，逐步实现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转化。
6．对外经济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新中国过渡时期，我们对外经济开放基本上就是“引进来”。除了一些对外无偿援助，我们的“走出去”几乎是一片空白。1978年开始的对外经济开放，我们的重点仍然是“引进来”，“走出去”仍然是我们的一个软肋。一个国家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既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如果长期乐于“引进来”，就只能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会对外部资金和技术产生惯性依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国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经济，就必须大胆“走出去”，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形成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综上所述，研究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给了我们诸多历史启示，对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对外经济开放是历史发展趋势，是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对外经济开放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对外经济开放还要保持对外国资本的警惕，稳中求进；对外经济开放要处理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对外经济开放要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经济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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