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任泽平
导语： “从趋势而言，工业化后期，为了启动新一波发展浪潮，表面上是主导产业由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升级的过程，而实质上是一国竞争优势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的过程，更深层次的是发展模式由政策指导向制度保障变革的过程，总体上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推向成熟的过程。”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任泽平博士在近期的一份调研报告中的观点。他认为，不同的主导产业群和基础产业群依托于不同的生产要素与制度环境，发展战略和体制机制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与设计。
报告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不仅是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由于不同的主导产业群和基础产业群依托于不同的生产要素与制度环境，发展战略和体制机制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与设计。以下是报告的主要内容。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1．主导产业趋势：中高端耐用消费品和装备制造业。1987—2007年间我国行业的平均需求拉动能力由2．32上升至3．09，产业间需求关联度明显提升，这是我国“产业深化”和广义技术进步的结果。其中，1997—2007年间需求拉动能力上升较大的行业主要是中高端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依次包括：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纺织业（中高端品牌服装制造和面料精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
这些行业对国民经济的需求带动作用明显提高，普遍具有以下特征：从需求角度，要么符合国内居民消费升级方向，要么符合外贸比较优势升级方向；从生产角度，大多是下游终端行业或中游资本品行业，所需中间投入比重大、品种多，后向关联程度较高，产业链条较长，需求波及面广。
这些行业可以作为未来的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它们市场需求潜力大，发展前景广阔，符合产业自然演进的方向，产业政策应以营造市场竞争环境和打破体制障碍为主。对于目前还处于发育期和萌芽期的主导产业，尤其是符合消费升级方向、存在进口替代潜力、具有较强外部性或能够促进节能减排的领域，应重点培育和扶植，未来最有可能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
2．基础产业趋势：能源原材料和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1987—2007年间我国行业的平均供给推动能力由2．65上升至3．5，产业间供给关联度明显提升。其中，1997—2007年间供给推动能力上升较大的行业主要是能源原材料和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依次包括：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废品废料（循环经济部门）、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根据2007年135部门和1997年124部门投入产出表测算，以下服务业的感应度上升也较大：管道运输业、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
这些行业对国民经济的供给推动能力明显上升，生产投入消耗不断增加，但这些行业的供给短期难以大幅提高。这些行业可以作为基础产业优先发展。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受制于自然条件的能源原材料行业，瓶颈地位突出，在经济过热时往往率先出现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从而制约国民经济景气的长度和高度，因此提高这些部门的生产供给能力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可借助于国际市场和技术进步；第二类是受制于制度约束的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对其他行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支撑和制约作用，可借助于管制放开和体制改革。
3．产能过剩行业趋势。如果一个产业是当前的支柱产业，却不是主导产业或基础产业，该产业的产值比重未来可能会下降。这类产业有：农业、建筑业、纺织业（低端服装制造和纺织原材料粗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
对于可能形成产能过剩的夕阳行业，应加快兼并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同时针对传统行业普遍存在竞争激烈、效益低下和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需配套必要的结构调整援助政策。
未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
当前我国产业升级正呈现出积极的态势，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不断高级化，产业关联度持续深化。中高端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对国民经济的需求拉动能力明显上升，国民经济对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需求也日益强烈。
与此同时，应充分估计目前我国产业升级的内外部困难，科学认识未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定位和升级路径。在工业化后期，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升级，美、英等占据了全球生产性服务业的高端，日、德等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高端，而大部分国家则由于种种原因升级失败，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产业分工链条上。从整体上而言，虽然不排除在部分领域的攻守转换，但我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与日德争锋、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与美英争锋尚需时日。
未来我国最具备竞争力的领域很可能在中端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即具备中等技术水平、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上处于中端的产业集群。首先，产业升级要依托于现有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我国最大的经济基础是拥有雄厚的制造能力、庞大的国内市场、大量的技术人员和熟练的产业工人，产业升级的基本方向应是在此基础上延伸链条，提高附加值。其次，产业升级要顺应经济结构渐进演变的内在趋势。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往中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方向升级，这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渐进规律。最后，产业升级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外部机遇。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更加富有吸引力，比较优势的变化对中高端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更具吸引力。由于在鼓励创新、产权保护和打破垄断等方面仍有不足，目前对中端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大于高端。
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制度需求
当前我国传统增长潜力正逐步耗竭，而产业升级和转换引擎面临一系列体制性制约。由于不同的主导产业群和基础产业群依托于不同的生产要素与制度环境，发展战略和体制机制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一）当前正处于两波发展浪潮的转换期。
从近百年的世界经济兴衰史来看，一国如果要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需要完成两波发展浪潮。第一波发展浪潮由“低成本优势一中低端制造业一生产”来推动，主要表现为量的扩张；第二波发展浪潮由“创新优势一高端制造＋服务业一创新＋消费”来推动，主要表现为质的提升。
很多发展中国家依靠低成本优势和政策引导，往往能够实现第一波发展浪潮，到达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的发展水平。但是在经济起飞之后，能否启动第二波发展浪潮，向发达经济和成熟社会推进，各国则出现明显分化，失败者远多于成功者。能够跨过这道坎、转型成功的国家，比如日韩，则迎来第二波发展浪潮，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而不能跨过这道坎、转型失败的国家，比如拉美、南亚、中东的一些国家，则不仅增长停滞，而且很多早期高速发展过程中掩盖的问题纷纷凸显出来，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化，甚至政治动荡，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看不到发展的动力和希望。
（二）新一轮产业升级需要新的制度环境。
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市场机制的欠缺或不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有限，为了启动落入“贫困陷阱”中的经济，需要政府进行较多的直接引导和干预。同时，国外有大量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需要发展的产业比较明确，措施手段有现成的成功案例，因此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卓有成效。
但是到了工业化后期，中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要素、创新环境和市场机制的依赖性增强，可以借鉴的国际成功案例较少，政府直接作为空间变小。同时，市场机制在逐步完善和更有效率。这一阶段政府应将竞争性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让渡给市场，以提供制度环境和宏观调控为主。
从趋势而言，工业化后期，为了启动第二波发展浪潮，迈进发达国家行列，表面上是主导产业由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升级的过程，而实质上是一国竞争优势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的过程，更深层次的是发展模式由政策指导向制度保障变革的过程，总体上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推向成熟的过程。
（三）为新一轮产业升级创造条件。
激励模式决定利益机制，利益机制决定行为方式。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通过制度变革改变了微观主体的激励机制，释放了生产积极性。
随着世易时移，这些制度既包含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也蕴涵着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弊端。以现代经济的两大核心架构而言，由于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制度要求：
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不适应调整经济结构要求。国有大型银行过去为我国建立重工业基础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把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的主要渠道。但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功能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创新驱动型产业的升级，相应地要求金融功能由资金融通、信用创造向分散风险、孵化财富进行升级。商业银行制度是一种资金来源硬约束、风险积累存量化、信息处理内部化的金融制度，当前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与发展创新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不匹配，客观上需要另一种资金来源市场化、风险分散流量化、信息公开透明化的金融制度，适应这种需要的只能是建立在充分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基础上的多层次金融体系。
分税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不适应转变发展方式要求。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办法所造成的“地方竞争”，一度是我国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源泉。但是新世纪以来，由于上述制度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地方政府按照提高政绩和地方财力的方向配置手中的资源，优先投入产值大、利税高的重化工业，造成我国经济结构的“过度重型化”，服务业发展滞后，民生投入受到挤压，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地方政府“重”工业而“轻”服务业，“重”大企业而“轻”中小企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就业贡献多、税收贡献少，地方政府政绩考核重GDP、轻就业，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生产而非消费。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