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中国企业家们在此次会议上收到了来自中央的重要指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由此，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十年之后，党的十八大召开，而此时国际环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已经"走出去"、正在"走出去"、想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们变得迷茫起来。尤其是眼下的外贸形势，唱衰之声一片。在此背景下，有关出口还能否继续拉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各种质疑，纷至沓来。
"中国制造"试水远征
"中国制造"大批量试水国际市场，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开始。
据财经作家吴晓波考证，"中国制造"这个词是在2001年之后才真正走红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低廉的劳动成本吸引了大量海外订单，也是在这个时候，成群结队的中国农民开始背井离乡涌入长三角、珠三角，一时，"中国制造"行销全世界。
如今最习以为常的一些贸易形式，对于十年前的中国企业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比如，在国外设立专卖店或开设连锁店。如今看来再平常不过的营销渠道，但对于最先以产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这些早期"走出去"的企业多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以代工为生。
做皮革生意的魏某告诉记者，大约十年前，国内鞋企康奈在法国巴黎开设了第一家专卖店，当时这一事件令整个行业为之振奋。因为之前中国皮革企业只是产品输出，还没有一家企业在国际市场做品牌输出，大家觉得这是中国皮革企业"走出去"的重大转折点。
"十年过去，越来越多的皮革品牌不再甘于只做代工。不光是康奈，安踏、特步、匹克、鸿星尔克、361°等等一批中国运动鞋品牌，相继都布局海外。"身在其中的人，不禁感慨着这十年的变化。
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出口3256亿美元，占世界出口市场的5%左右，是世界上第五大出口国。2011年中国出口1898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期间出口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1.6%。
将工厂办到海外
作为发展阶段的产物，"中国制造"的远征以自己的优势占领了相当的市场。然而，这也给外部市场带来了担忧，由此，中国企业不得不遭遇越来越苛刻的贸易限制和越来越复杂的贸易摩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印度问题专家楼春豪向记者介绍，在印度班加罗尔，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公司纷纷投资数十亿美元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园区，中国华为试图投资1.64亿美元建立新设施的努力却屡遭挫折；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和拖车制造商中集集团的子公司，却没能拿到为印度几家机场安装登机桥的合同……
楼春豪分析原因说，随着"中国制造"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威胁论被某些强大的政治势力一再宣扬。而这种定位直接让中国企业在印度遭遇了不少"小鞋"，常常被以"安全因素"为由摒弃出局。于是，很多企业索性把厂子建在了当地，建立本土化员工队伍。
中国企业家将工厂办到海外，在很多情况下，多了几分悲壮和无奈。不过，商务部等部门日前发布的一份统计公报令人振奋。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在过去10年间保持连续增长，2011年创历史新高，达到746.5亿美元，名列全球第六位。
并购新秀
2002年，TCL集团以820万欧元并购了德国施耐德的生产设备、研发力量、销售渠道、存货及多个品牌，并租用生产设施建立TCL在欧洲的生产基地。这一并购帮助TCL获得高达41万台彩电的市场份额，绕过了欧洲对中国彩电的贸易壁垒，获得了施耐德的品牌效应及其遍布全世界的销售渠道和强大的技术力量。
2004年，联想用12.5亿美元购入IBM的PC业务，自此，位于全球PC市场排名第九位的联想一跃升至第三位。这次并购使得联想在品牌、技术、管理、产品、战略联盟和运营等等方面获得巨大提升。
2009年，吉利汽车收购了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企业澳大利亚DSI公司，这使其核心竞争力大大增强。
近10年，在并购的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新秀。而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之际，甚至成为中国企业并购的黄金期。经济学家辜胜阻引用数据说，2009年是全球金融危机最深重的一年，在全球的跨国并购下降56%的情况下，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却同比增加了90%。
卡斯商学院近日发布的《2012年全球并购市场成熟指数报告》中指出，中国内地在2012年全球并购市场成熟指数排行榜上名列第九，是并购活动最具吸引力的十大经济体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排名在过去五年中共上升4个位次，并大幅度领先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其他3家"金砖四国"的成员。
金融投资少些"冒险家"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亦有诸多失败的经历让人痛心，尤其是金融投资。
2004年，上汽以5亿美元的价格高调收购了韩国双龙48.92%的股权。此次收购，上汽的本意是借此迅速提升技术，利用双龙的品牌和研发实力。但并购之后便遭遇了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并购的收益估计过高，双龙汽车虽然拥有自己的研发队伍，在技术和研发上较好，但缺少市场；其次，上汽在收购双龙之前对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对方的工会文化认识不足，乃至于在收购后两个企业的文化难以融合，合作与企业经营拓展无法真正展开。
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曾批评说，高负债、高杠杆率的收购，使成本和效益不同步，这是过去10年全球酿成并购灭顶之灾的一大根源。"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并购模式，量上增加了不少，但是改进却很少，从而隐含重大风险。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形象工程’，人为地推动进度，在完成时限上给市场施加压力，使得在并购过程中企业没有做好预防干扰和风险的功课，也为杠杆收购而造成的银行体系信用风险隐患埋下了伏笔。"
（《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