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2013-10-20

    韩国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发展萌芽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投资政策、投资规模、投资区域与领域的变化,可将其演变历程划分为初期成长(1959-1979年)、快速推进(1980-1996年)与转型发展(1997年至今)三个阶段。总体而言,韩国跨国公司从无到有,发展迅速,与全球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走出去”的时机和定位较好顺应了全球化趋势的基本要求(表1)。

   

  韩国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成功经验

  (一)政府层面

  韩国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发展与其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积极完善《外汇管理法》、《出口保险法》等法律法规,逐步放宽海外投资审批条件,实行有针对性的帮扶、奖励措施,极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发展的积极性。l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又从国际收支管理和产业升级的角度出发,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加大支援体制建设,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支持。这些政策导向为跨国公司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此后的主权债务风险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一,不断完善、放开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政策。韩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充分体现出“主动调整、逐步放开、积极服务”的战略思想,在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优化对外投资结构、促进跨国公司持续发展和转型方面起到了较好作用。其中,对外投资政策的逐步放松并不是一味追求开放的速度与规模,而是在有效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大前提下,根据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通过金融、税收、法律等制度安排得以付诸实践。这种综合支持策略具备相当程度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二,积极扶植大型企业集团。在经济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落后、国际竞争力低下的经济发展初期,韩国政府充分调动国内资源,大力塑造大型企业和财团,使之在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发展中承担主导作用。1975年,指定以三星、现代、LG等13家大企业财团为“综合型商社”,向其提供贸易行政、财政金融、信息情报等支持,鼓励企业的国际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致力于推动三星等大型跨国公司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增强自身创新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继续加大对大型企业集团的支持力度,并通过对本土商业银行提供韩元债务担保等措施间接解决大企业的流动性难题。这些政策使大型企业集团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份额始终保持在60%以上,成为跨国公司发展的主力军。

  第三,为中小企业提供优惠政策。韩国政府在支持大型跨国公司的同时,对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十分重视。一方面,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制定特殊优惠政策,例如,韩国进出口银行对中小企业涉及高新技术开发项目的海外投资,可以提供最高90%的贷款;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中小企业把握海外市场需求和潜在顾客群体,帮助其培养对外投资人才,利用多种渠道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第四,重视培养国际化经营人才。为培养全球化的商业领导人才,韩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国际经济人才"的培养计划,并由教育部赞助、联合韩国九所知名大学成立专门的国际研究生院,招收世界各地的精英大学毕业生;同时建立国家研究所,并鼓励本国科研院所与跨国公司开展技术合作。此外,政府还积极资助有关人员到海外培训,学习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操作流程等内容,或在国内建立完善的培训机制,为韩国公司与其他跨国公司的交流减轻了障碍。

  第五,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早在1988年,韩国政府就在韩国进出口银行内设立专门负责提供海外投资情报和咨询服务的海外投资商谈室,发挥政府在收集和处理信息情报方面的天然优势,解决跨国公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困扰。随后,政府又建立多家海外信息情报收集机构和技术服务机构,系统收集有关国家的政治动向、经济政策、法规环境、外汇管理及税收制度等情况,并提供专业投资咨询人员,及时、准确地为本国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海外经营信息和技术服务。据统计,目前韩国已与世界上300多个咨询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收集有关投资信息提供给海外投资企业决策参考(表2)。  

  (二)企业层面

  第一,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韩国跨国公司的成功与其拥有大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密切相关,除大力增加研发投入外,企业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是在技术发达国家设立研究所,聘请当地优秀研究人才,积极开展海外研发工作。二是坚持技术开发的独立性,谨慎对待成套技术的引进,采取从多种渠道分散引进的策略,以博采各家之长的方式将各国尖端技术融合到自己的生产中去。三是外派企业员工出国学习先进技术,大力培养自主创新的技术骨干。

  第二,开展广泛的战略合作。经验表明,在战略合作模式下,韩国企业不仅在许多技术上取得快速突破,还有力地推动了其多元化发展战略的成功。以三星为例,自1993年宣布实行“新经营”政策以来,三星先后同科宁、通用电气、通用仪器、惠普、艾默生、微软、爱立信、索尼、时代华纳、摩托罗拉等一系列著名公司在不同领域开展合作。通过合作,三星集团一方面节约了大量的基础设备和研发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共同研发和专利共享在很多领域都走在技术前沿,从而实现了自身广泛多元化经营的战略目标。

  第三,注重“本土化”发展。近年来,韩国跨国公司通过“本土化”战略的实施,很好地与投资国国情、市场、民众有机融合,实现了生产尤其是管理的当地化,有力促进了企业的做大做强。首先,推动本土化产品研发。通过在东道国建立产品设计研发中心,促进产品研发和营销的本土化,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其次,推行企业文化本土化。例如,三星(中国)以“变成中国企业,变成最受欢迎的企业”为发展目标,通过聘请大量中方人员作为中高层管理者,达到调解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关系、避免文化冲突的目的,以此塑造令中国民众满意的企业形象。

  第四,具备强烈的品牌意识。在战后50余年的跨国经营过程中,韩国企业逐步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根据投资东道国具体国情不断调整品牌策略,注重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例如,韩国三星集团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初即推行“高端切入策略”;自1997年起加入“TOP”计划,以“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提供赛事赞助,在全世界最受关注的竞技盛会上展示品牌形象,扩大品牌影响;在已跻身世界名牌行列时,又告诫员工不要以公司为骄傲自满的对象,应时刻具有危机意识,未雨绸缪。正是这种强烈的品牌意识,才使韩国企业保持了持续创新与变革的动力,形成了追求卓越、创新为先的经营理念。

    韩国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教训

  (一)政府层面

  第一,政府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干预过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府在韩国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这种调控在为跨国公司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对企业投资活动的过度干预。首先,在政策导向上,将企业海外投资行为上升到“为国争光”的高度,不注重海外投资战略布局与整体效益。其次,在积极扶植大企业集团的背景下,政府、银行、企业联系过于紧密,市场运行规律被过度行政干预严重扭曲。甚至导致企业对外投资与跨国并购行为形成相对显著的路径依赖,即投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不再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是寻求政府政策导向下的规模扩张。

  第二,制造业大举外移造成产业“空洞化”。产业“空洞化”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将其视为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但是,韩国产业空洞化现象由于对外投资的偏差而过于显著。韩国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丧失成本优势,同时很多企业出于绕开贸易壁垒、享受他国投资优惠政策以及降低成本的考虑将制造业大举外迁,阻碍了韩国自身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外投资初期,韩国海外生产对国内生产主要起互补作用而非替代作用,但随着国际分工的变化,替代作用逐渐赶超了互补作用,这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经济形势不好或遭受严重外部冲击之时,这一现象导致的失业问题更加突出。

  第三,政府国际收支风险管控能力缺失。出于利用外部资金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考虑,韩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放松了对企业举借外债的管制,直接促进了其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增加。这不仅导致资本和金融项目盈余的直接减少,也引发出口生产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从而使经常项目盈余也被间接削减,甚至出现赤字状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国际收支和国际储备资产都陷入困境。1997年12月初,韩国官方储备为240亿美元,实际“可用”储备则仅为60亿美元。此外,由于韩国银行将外汇存款存放在本国银行的海外分行,而海外分行又将该类存款大部分贷给海内外韩国企业,导致这些贷款在危机期间多数套牢成为不良债权。这使得韩国政府既无法有效减弱危机的冲击,又无法解决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状况。

  (二)企业层面

  第一,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在政府鼓励大型财团扩大企业规模的背景下,部分韩国跨国公司缺乏长远战略思维,单纯追求规模扩张,不注重投资效益与回报。同时,海外子公司在宏观环境恶化时暴露出的经营不稳定、盈利能力下降、对母公司的依赖性过高等问题,也拖累了母公司发展。在经历了短暂的表面化“成功”后,诸多企业陷入巨额亏损的境地。例如,大宇集团从1993年起大量举债,在110个国家雇用32万名雇员,在全球各大洲广为拓展业务领域,甚至包括进入利润很低的葡萄酒酿造业。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其高负债率造成巨额债务负担,盈利减少又造成股价下降,海外生产不但没有在短期内创造利润,反而侵占了集团大量的流动资金,并最终成为导致其破产倒闭的重要原因。

  第二,现代企业制度长期缺位。韩国企业长期以来以家族经营方式为主,政府的大力支持使这类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发展迅速,但由于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落后,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不适应跨国经营要求。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跨国公司在企业治理上是明显的个人决策,普遍缺乏责任意识。这种不负责任的经营意识,是一些跨国企业集团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三,外汇风险管理不善。20世纪80年代,韩国企业外汇风险意识较差,进行外汇风险管理的技术比较单一,外汇风险管理处于非常不完善的状态。此外,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虽然在外汇风险管理方面意识较强,但也仅限于采用期货交易、外汇储备和互换等管理技术。对于采用高负债策略迅速扩大规模的外向型企业而言,外汇风险管理是最基本的风险管理手段之一,但在韩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中,这一手段并未被足够重视,降低了企业投资收益。

   韩国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启示

  (一)科学制定对外投资发展战略,正确把握政府在跨国公司发展中的作用

  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仍处于初级阶段,投资经验仍显不足,并出现一些重大的投资失败案例。因此,在现阶段,国家还需从战略层面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根据深化对外开放水平的实际需要进一步放开投资政策,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更为完善的保障体系。首先,依据我国产业优势,全面分析国际市场,制定科学发展规划,保证企业对外投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其次,对跨国公司经营给予更加充分的政策指引,完善海外投资管理体制,创新融资渠道与融资结构;再次,通过参加全球治理保护跨国公司经济利益,从政治与外交等层面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培育一批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集团,重视扶持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防止在局部区域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恶性竞争(例如非洲),营造各种所有制、各种类型企业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共同竞争、共同对外的良好环境。

  同时,政府需明确职能定位,尽量在企业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中发挥间接调控作用,避免过度干预带来的市场扭曲。一要确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对外投资指导思想,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国际化经营的一般规律,尽量简化影响企业“走出去”的审批制度,使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二要正确处理政企尤其是与国有大型跨国公司的关系,使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者各司其职。除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的项目外,政府在企业走上正轨之时应坚决逐步减少直至最终取消行政干预措施,不能把对外投资看成是“政绩工程”,防止企业“大而不能倒”思潮的出现。三要在干预方式上多利用法律和政策引导等更为间接的方式,注重微调,尽可能多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二)强化制度建设,建立更为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

  近年来,随着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除企业自身风险管理不善外,也包括东道国的政治动荡、安全审查、工会活动、金融不稳定与债务违约以及企业不熟悉国际规则等外部风险。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历史较短,总体上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够强,手段较为缺乏,亟需建立更为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强化制度建设,把一切对外投资活动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我国应尽快制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对外投资基本法,主要对我国有关对外投资的基本态度、境外投资企业的法人地位、投资形式、投资审批和管理办法、境外投资企业的组织机构和劳动用工制度、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等问题做出原则性规定。与此同时,应着手制定对外投资风险管理办法,规定风险管理工作程序,从而使境外投资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是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并重。一方面,在项目审批中既要减少环节,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缩短时间,也要严格审批条件,保证对外投资项目的质量和效益,避免盲目投资;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强化对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的跟踪管理,及时掌握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情况,及时纠正发现问题,减少企业投资的盲目性。

  三是加强政策引导,提高企业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相关部门应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汇率波动、跨国公司经营策略等海外投资的研究,建立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监控机制,针对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制定更为细致的风险管理指引;加强“走出去”的地区性、行业性引导,促进投资企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避免盲目投资;规范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强化风险意识、维持良好的经营秩序,维护国家和企业自身利益;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作用,大力宣传、推介出口信用保险中的海外投资保险、中长期保险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及项目承包、劳务承包等方面的风险“兜底”作用。

  (三)优化投资结构,发展联合投资,大力提升企业跨国经营的能力与水平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新兴经济体,业务领域主要涉及电信网络、电站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零售批发、能源开发等领域。为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必须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将投资项目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适度调整投资领域,注重分析投资目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将更多关注项目集中于其优先发展行业;注重产品和管理的当地化,适应当地的风俗文化与习惯,注重提高品牌形象和企业美誉度;关注事关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性行业的投资,防止出现单纯追求规模效应和短期利益的战略决策与管理行为。

  在跨国经营方面,还要促进企业加强联合、共同“走出去”。目前,我国真正具备“走出去”实力的企业并不多,有的企业即使能勉强出去,其竞争力也很弱。在此情况下,可以推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生产企业与贸易企业之间、生产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联合,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力,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四)重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国内经济的联动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宏观层面来看,企业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行为需要考虑与国内经济的联动作用,从而达到直接或间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一味的“走出去”而不考虑本国经济实力与发展阶段,有可能引起本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因此,国家需要通过政策调整全盘规划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步骤与节奏,以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企业需要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考虑问题,考虑跨国经营与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战略导向的协同性,为海外市场的整体布局做好充分准备。

中国发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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