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经营面临诸多挑战

　　——外部压力日益提升

　　一是危机后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对涉及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和重大资源领域的投资，采取更为严格、更加形式多样的限制措施。据 《2012国际投资报告》，2011年全球有67项新外资政策出台，其中15项政策是对外资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或监督措施。尽管限制性措施在新政中的占比(22%)已低于2010年32%的比重，但在制造业、农产品加工和金融等领域仍占据较大比重。

　　二是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跨国公司更加重视海外业务拓展，在全球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更为突显，2010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产值约占全球GDP的10%、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3，2011年跨国公司海外销售收入和雇员的增速都明显高于在母国的业绩增长;随着全球化深入和自身实力提升，发展中国家逐步将对外投资作为重要战略，不断增强为企业提供税收、融资、保险等政策支持与相关服务。

　　三是环境保护、劳工待遇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为企业跨国经营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

　　四是中国快速崛起和部分企业的 “所有权”特征，导致有些国家对中国投资日益敏感，多起我国企业参与资源类投资和涉及高新技术的并购项目失败，东道国政局动荡也使企业面临更多非经营性风险。

　　——我国企业自身问题有待解决

　　随着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提高、投资方式日益多样化、投资地区逐步扩大，我国已形成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和跨国经营经验的企业。按照销售收入计算，2012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已增加到79家。但是，从核心竞争力、资源配置能力、产业整合能力及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影响力等方面来讲，我国企业与真正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仍存在较大差距。从跨国指数看，2011年50家“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的海外业务增长率为60%，但海外业务占比仅为27%，仍远低于跨国500强约一半资产、销售收入和雇员来自海外的平均水平，与非金融100强跨国公司跨国指数达62.3%的水平相差更明显。从盈利能力看，2012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5.8%，中国2010年新进入企业的利润率为4.3%，2011和2012年新进入的企业利润率分别仅为2.0%和2.8%。

　　此外，我国企业在跨境投资经营中还面临一个非常独特而现实的问题，即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缺乏协调与合作，不仅导致企业在国际市场单打独斗、无法发挥协同优势，且内耗往往严重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损害国际声誉，为长期跨国经营埋下不良隐患。

　　——我国对外投资政策体制亟须完善

　　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审批、监管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政策环境得到很大改善。面对危机后世界格局快速变化、跨境投资竞争日益加剧，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扶持政策和服务保障无法充分满足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实现真正全球资源配置的现实需要。企业调查也显示，在各项支持政策中，企业对信贷保险政策、外汇管理制度和资金使用制度最不满意;在各项服务支持措施中，企业希望在国别和产业指导服务、项目对接服务、法律和技术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最为不满意或希望加强的是对跨国经营人才的培养。

　　总体来看，我国对外投资政策体制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两方面，即“监管过度、支持不足”：一方面，核准制并未在审批上真正放权，投资核准、外汇管理以及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审核等规定，仍导致管理内容重叠、行政程序复杂、投资决策效率低、企业财务和时间成本高。另一方面，现有财税金融的扶持力度，难以满足企业大规模拓展海外市场、及时获取战略性资产的需要，而政府着力增强的法律咨询、市场信息、人才培养等服务，尚无法满足企业跨国经营快速发展需要，针对性服务与支持更显不足。

完善政策体制的基本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是掌握全球资源配置主导权、控制全球生产布局和利益分配的重要主体。

    完善我国跨国公司发展所需的政策体制，目标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快“走出去”、努力抢抓机遇；二是力求“扎下根”、实现跨国经营。也就是说，通过尽快改善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体制和政策环境，大幅提升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能力，通过跨国经营真正实现资源全球配置，提升资金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全球分工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进一步拓展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值空间。

应从三个路径加快推进我国跨国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首先，进一步放松管制，提升企业跨境投资便利化、减少跨国经营中的规制障碍；其次，加强政策支持与服务，通过加大宏观指导、服务保障与财税支持力度，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和跨国经营能力；第三，加快国内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改善母公司的经营环境、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在当前形势和现有政策背景下，应注意处理好几个问题：

——政策调整应兼顾“走出去”和“扎下根”

 既要放松“事前”审核，给予企业充分的投资决策权、提高企业跨境投资的便利化，又要在海外资金运作和人员调配等方面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切实减少跨国经营中的制度约束。当然，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放弃宏观管理和指导，应在促进企业利益实现的同时，维护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和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

——避免流于空泛和形式，放松管制应落在实处

    尽管我国已将境外投资管理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备案制，核准权限大幅度下放，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出台的多项规定也部分缓解了企业投资和境外运营中的外汇瓶颈和融资难问题。但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核准程序仍繁复、耗时，时常导致企业成本增加、甚至错失投资机会。应基于企业的现实需求进行调整，避免放松管制流于空泛和形式。

——短期内，支持政策应重点突出

    “十二五”规划强调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服务与扶持政策上就应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一视同仁。但应看到，改革完善政策体制环境面临诸多现实阻碍和有限的政策资源。在全面推进改革的同时，应该有选择、循序渐进地扶持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能真正进行全球配置资源的企业，采取“绿色通道”等方式进行重点支持，使我国在国际技术、资源和利益分配的竞争格局中占据更有利地位，带动更多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全球化的跨越。结合近期我国海外投资的特点和国内需求，建议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注意三点：一、在所有制上要一视同仁，企业所有制不应再成为衡量能否获得政策倾斜与支持的标准。二、鼓励我国企业对拥有核心技术、品牌和人才的企业进行并购和股权投资，以快速弥补核心竞争力的不足、促进所有权优势的构建。三、从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出发，增强对能够获得战略性资源和有利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等重大项目的支持。

——鼓励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

企业在跨国投资经营中应树立国际合作意识，为获得东道国广泛支持，在对当地经济做出实实在在贡献的同时，应积极构建企业社会形象、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互利合作，加快获取资源、技术和人才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改革完善政策体制的重点

 ——放松管制，优化对外投资的管理体系

为提升企业在跨境投资经营中抢抓机遇的能力，应进一步简化相关核准程序，改革外汇管理制度，大幅压缩外汇汇出前的审核周期，切实提升企业跨境投资和海外资金运作的便利化水平。当然，针对目前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还多一道各级国资委审批的规定，也应适当考虑管理模式创新，避免国有企业因“身份特殊”而遭遇更为复杂的审批程序。加快外派人员审批，通过区域和双边制度性安排，促进我国跨国企业的人员管理和出入境便利。

此外，管理部门的职能交叉重叠、相互信息不畅，仍是企业时常抱怨“对外投资管理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为提高管理效率、降低企业的时间和财务成本，可基于２０１１年建立的“走出去”开发资源的部级协调机制建立跨境投资的部际协调机制，积极搭建公共管理信息平台，尤其是针对跨国企业和重大投资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加强管理部门间的协调，使信息得到及时沟通、问题得以迅速解决。

——鼓励创新，完善财税金融支持体系

进一步完善我国境外投资的税收制度，加大税收支持、降低企业税负，如依据双边投资协定降低间接减免的持股比例要求；设立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从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计入准备金；２０１１年美国ＯＤＩ快速增长的８２％来自利润再投资，我国也应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境外再投资，如按投资资本一定比例退还国内所得税等。

增设专项基金，加大对企业海外并购的支持力度。本世纪以来，我国已先后推出三项涉及境外投资的专项资金和四项区域性合作基金。可考虑设立覆盖面更为广泛的专项资金，支持我国企业通过并购获取战略性资源、构建核心竞争力。

加快金融发展与创新，助推企业融资能力提升。尽快完善“内保外贷”政策，允许企业以境内外的资产权益抵押获得境外贷款；增强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加快海外设点，积极探讨提高商业银行外汇储备委托贷款的额度；引导和帮助企业利用东道国当地金融资源，拓宽融资渠道、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强化服务，培育市场支撑服务体系

着力提供信息服务：加强国别、产业投资环境研究，通过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向企业提供及时、充分的信息和咨询服务。

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利用各种官方和社会教育培训资源，根据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支持中国跨国公司形象创建：一是建立专项国际舆情监测和应对体系，引导和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二是统筹安排我国对外援助、商签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对外投资的战略布局；三是驻外使领馆应充分开展经济外交，引导和帮助跨国企业加强与所在国政府的沟通以增进互信；四是在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重大项目上，加强对中国企业的规范管理，以减少因我国大规模境外投资引发的不利舆论。

合力培育市场支撑服务体系：充分调动行业协会、商会、我国驻外使领馆、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以及研究机构和智库的积极性，在提供信息服务、组织经贸洽谈、提供知识产权服务、通过内部协调减少“内斗”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加大力度，健全风险防范与投资保护体系

近年来，有效防范对外投资中的各种经营和非经营风险，成为国家和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国内风险防范工作。加强对海外投资的风险监测，建立对外投资国别风险数据库、以及针对主要市场的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完善对外投资保险保障体系，如进一步增加中信保对境外投资的保险额度，鼓励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入，进一步放开对融资性担保的余额控制，推进境内外社会保障和保险的对接以增强对海外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权益保障等。

另一方面，通过加强政府间合作，保护我国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国际投资环境更加公平、开放。近年来，国际投资协定呈现数量激增、重新修订、涵盖内容不断扩大的新趋势。据估计，各类国际投资协议覆盖的跨境投资占全球总量的６８％。我国是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但大多从“东道国”角度出发签署。我国已成为对外投资大国，应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更新和修订双边投资协定，完善投资保护机制，使其更好地兼顾我国作为投资“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双重利益，为我企业海外投资争端的解决提供依据和支撑。

——提倡共赢，促进对外投资的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继续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促进相互投资。鼓励企业通过股权投资等多种战略联盟方式，克服跨国并购中的障碍、降低交易风险、提升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港设立海外投资和经营平台，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多渠道、低成本和便利化的融资和资产管理服务。
（中国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