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并购支付方式“偏好”“现金化”
 
    普华永道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并购海外目标企业也面临着融资困难、审批程序复杂的问题。
 
    “在并购时，同样的几个买家，中国企业往往出价高，但未必能得到。境外目标企业担心，你的融资是否可靠，能不能完成交易。”普华永道中国税务部中国企业服务主管合伙人黄佳表示，目前《贷款通则》明确规定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商业银行法》也未明确是否可以为企业并购提供贷款，许多投资监管上的限制已经成为企业海外并购的掣肘因素。
 
    “从政府和银行层面，如何让各大银行的参与度更高，了解真正意义上的并购贷款融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黄佳表示。
 
    成功走向海外并成功立足的中兴通讯曾总结道，“走出去”战略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产业与金融的结合。中兴通讯建议，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出去”和产业“走出去”应该加强沟通，尽量同步发展。
 
    中国金融机构可以更多在海外布局，这样除了与企业直接合作，也可以与企业的客户一道合作，形成产业链融资、投资、贸易金融一体化服务，而“这种模式扎根更深，也更具发展前途”。
 
    汇丰银行工商金融服务机构派驻英国的中国业务部总经理吴威以欧洲市场为例表示，欧洲的金融市场 比较成熟，有很多新型的金融产品，“中国企业在欧洲除了了解当地政策法规开展业务外，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和需要，在众多金融产品中找到合适的产品，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困扰中国企业的，不仅仅是与各国沟通的问题。除了政府层面的政策作用，当下中国金融体制仍然需要进一步改革。而且，中国虽然拥有高额的外汇储备，但是企业海外并购所需的融资资本并没有包括在内，也就是说，高额外汇储备与海外投资借款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在上述情形的制约下，出现了并购支付“偏好”“现金化”的倾向。
 
    连涟在2013年03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以来，现金交易在整个并购交易中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根据统计，2008年现金交易的支付方式占交易对价的比例为76%， 2009年锐减至61%，随后逐年上升，至2012年该比例升至73%。
 
    这组数据反映，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企业积累了很多现金。卖方往往会欢迎现金支付，而且如果使用股票或者债券，买卖双方对证券未来的价值的判断可能也存在不同，从而为达成交易带来复杂性。
 
    另外，国际上并购交易采用股票对价的也很多，但在中国特别是跨境交易方面使用地较少。首先国内市场的并购交易如果发行股票需要较多的审批环节，其次在跨境并购方面发行股票收购中国企业受到较为严格的法律监管。按照商务部的规定，跨境并购支付的股票必须是上市公司的股票，但往往目标企业国内的股东也面临着如何持有国外上市公司股票的问题。

但这种现金支付方式存在着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给并购活动的成败带来不确定性，最好先兑换成并购目标国的货币再予以支付。
 
七、  金融机构参与“扩大化”
 
    中金公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徐翌成认为，目前，国内市场并购融资环境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金融资金支持仍不够。除几个大央企之外，国企和民企都存在资金问题。中金一直呼吁建立多种形式的资金支持体系，PE资金进入并购是最合理的市场化运作方式。
 
    “作为中资投行，我们会更多根据客户的战略发展需要，利用海外网络寻找项目，并与海外机构进行更多合作。”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并购业务负责人王子龙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由汇金公司持股近50%的中金公司，其国际化布局领先于其他中资投行。在公司建立之初，中金就在香港成立了子公司，如今中金在欧、美、新加坡等主要市场均有分支机构，并获得了相关的业务牌照。
 
    目前在跨境并购领域，不管是金额和数量上，中金仍是中资投行中的老大。从2007年开始协助中铝战略投资力拓矿业，2008年帮助中海油服收购挪威AWILCO钻井公司，到2009年上海电气收购美国高斯，中金参与的交易遍布全球各地，也从早期单纯的资源能源类并购转向全球产业整合。　
 
    王子龙还表示，中金对中企的决策方式、决策路线、审批过程、融资方案都比较了解，这对完成交易有很大好处。同时也更能站在中国企业的立场，从价值判断、法律风险、交易流程管理等方面对经验不足的企业予以支持。比如，当一些国企进行规模较大的跨境收购交易，需要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支持，中资投行在交易中的角色就有其独特意义。
 
    当《21世纪》记者问到目前跨境并购在中金投行业务中占比多少及未来对发展跨境并购的规划是什么时，王子龙回答说：由于跨境并购根据市场波动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目前这类业务在投行整体收入中占比相对较小。但我们看到跨境并购业务的上升趋势，也在不断调整布局。比如，我们注意到民营企业涉及并购越来越多，中金公司的客户群也从以国企为主转型至国企民企并重。
 
    新闻和金融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集团最新报告显示，今年迄今中国金融机构参与的并购交易总金额达353亿美元，共计562项，较去年同期的400.1亿美元下降11.8%。在从事并购顾问的投行排名方面，中信(CITIC)位列榜首，其名下总计五项并购交易，金额达52亿美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徐华提醒，企业需要提高警惕，善于利用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做好尽职调查，规避风险。同时，政府需要加快金融改革，放松管制，发展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资产证券化，增加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和融资媒介，帮助中小企业扩大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渠道。
 
    瑞银专业人士菲利普•帕特纳：中国企业如果想走出去，想在海外进行大型的战略收购，他们就需要在不同收购地区有业务的公司，来告诉他们当地情况，如何开展并购，帮助他们联系关键的决策者。同时，中国企业还需要PE等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例如，中国公司要走出去，想要融资，就需要金融机构帮他们分析在本土市场融资会是怎样，分析A股或人民币债券的融资情况，也可以分析国际市场上融资的情况。比较发行A股好，还是美元债券好。
 
    全球最大并购联盟——并购国际集团（M&A International）已与沃特中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中英两国间的跨境并购及融资业务合作。 
  
    凡此种种，都表明投行参与中企跨境并购所占份额呈“扩大化”趋势。投行日益成为中企成功跨境并购的“左右手”。
 
八、反思并购标的“选择化”
 
    上海证券报问及李何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有何建议时，他说：一个建议是，企业从事跨境并购，一定在事先搞清楚并购的最终目的，比如是希望得到技术、品牌还是市场等。
 
    对此类问题，中国企业的管理团队和决策层必须清楚，成功的海外并购必须以充分的商业论证为前提，能够向所有利益方准确阐释项目计划或交易目的；必须具备灵活变通的能力，了解全球并购交易的规则并适时而变。否则，在跨境并购中会“人云亦云”，陷入“为并购而并购”的盲从“沼泽地”中不能自拔。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敏称，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当下的海外并购时机比较好，企业应该大胆地试一试，在风险策略上要主动，不过他又强调，这并不是说鼓励企业要一窝蜂地走出去。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首席投资官王红波于1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发言中，分析了中企海外并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承接海外的落后产能、在收购品牌时也接下很多包袱等。
 
    王红波指出，首先，一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出发点存在问题，很多企业把非商业因素加到了商业目标里，还有一些企业过于强调要做大做强，过于看重规模，而往往忽略了并购的风险。
 
    其次，因为长期落后于别人，中企往往缺乏耐心，一有并购机遇，便急不可耐地去承接欧美企业的产业转移，其中承接了很多落后产能。在落后产业领域成为全世界老大，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反思的。
 
    还有，中企在海外并购时，往往是机会主义，而不是战略在引导。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中国企业成长也很快，在中国IPO上市后拿到巨额现金，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是第一。人在成功的时候最容易犯错误，最容易头脑发热。这时候不经意间送上一个并购机会，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陷阱。
 
    最后，在品牌上，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也忽略了很多因素。王红波指出，一个品牌有很多历史文化，而并非一个孤立的东西。国外的品牌搬到中国，是不是能够落地生根？而且，中国的企业家喜欢某个国外的品牌，但买回来的却是整个企业，它的背后有劳工和工会，有过剩的产能，可能是个很大的包袱，跟当初想要的完全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