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从顶层设计和规划走向落地实施。这其中，包括马来西亚、缅甸在内的东盟国家，以白俄罗斯为代表的前独联体国家，都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点国家。
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64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民族文化差异巨大，且多数为欠发达国家，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时，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风险，而不论从涉及面还是影响程度看，法律风险都是最主要的。
中国丝绸之路专项基金委员会副秘书长徐永前就指出，目前我们很多企业是走出去了，但是企业的思维还停留在国内，还想当然地按照国内的方式投资、开展工作，往往就在这个过程埋下了风险隐患。
企业在“走出去”之前，需要做足哪些功课？如何规避境外投资中的法律风险？8月22日至2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2015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上，围绕“一带一路：大企业的新机遇、新作为”的主题，政府部门代表、境外产业园区代表以及法律界专家学者，纷纷就此建言献策。
土地性质用工限制都须掌握
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是一项有着14年历史的品牌论坛，而今年之所以选在广西举办，某种程度上正是考虑到作为中国和东盟之间唯一海陆相连的省区，国家对广西的最新定位：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重要门户。
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为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往往会在双方政府主导下合作创建一些产业园区。不过，《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即便是两国政府力推的一些合作项目，在实践中也会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插曲。
在这方面，作为中马“两国双园”联合合作理事会中方秘书处的广西商务厅，便深有感触。
2012年7月，中马双方签署了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的合作协议，期待将园区打造成马来西亚最富活力的东部门户。为此，该园区所在的彭亨州政府专门批准了1400多英亩的土地，用于园区建设，马来西亚政府还针对园区开发主体和投资者制定了特殊的激励政策。
不过，在园区建设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令双方政府都没想到的一些棘手问题，甚至“联邦政府总理也没办法”。
据广西商务厅副厅长韦朝晖介绍，比如，在土地性质方面，马来西亚的每个州都有独立的土地立法权。关丹园所在的彭亨州，尽管签了土地转让合同，把使用权一次性转让给港务集团，但在随后港务集团进一步办理抵押手续时，每道程序都要经过彭亨州的批准。而作为园区企业来说，只能去遵守和等待一道道审批程序。
除了要先期了解土地性质，企业还要特别注意投资所在国对用工方面的限制。
韦朝晖介绍，东盟国家很重视当地就业问题，所以对用工限制很严，包括允许中方派出多少高管或技术人员、工作签证怎么规定的、还要解决当地多少就业等，这些问题也必须事先搞清楚。
事实上，中国企业在进入关丹园时，一开始就遭遇到用工限制门槛。“我们向马方提出，中方先期入驻人员不低于30人，但为了这30多人，我们到马方贸工部等相关部门跑了很多次，递交了大量材料，才把第一批这30多人的签证给拿下来。”她说。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比如股比限制。例如，不少东盟国家为保护本土企业的利益，很多情况下都要求外来企业与当地股东合资设立公司，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伙伴，投资就存在隐患，有时是极大的风险。
再比如税收政策，什么税能够减免、年限和比例是多少、是否和我国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还有进口的管制，是否允许从中国进口生产设备、生产资料、自用办公设备等，这些都可能影响经营成本和效率。此外，还有很多专业或技术层面的内容，企业在“走出去”前必须做足功课。
园区要善于立规推销中国标准
韦朝晖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在政策法规方面除了要做到“内外兼修”，还应“守立兼行”。
她指出，“规则之争”是国际博弈新的角力点。因此，守法虽然重要，但更高明的是立规，对于缺失的政策法规，要从互学互鉴的角度出发，推动项目所在国营造对我有利的法律或政策环境。“虽然要做到这点难度很大，但收益是长效的”。
比如，争取马方政府出台关丹产业园优惠政策就有成功经验。韦朝晖介绍，对于马中关丹产业园的姊妹园——中马钦州产业园，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014年7月作出《关于支持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的复函》，在产业发展、金融创新、土地开发利用等方面给予一系列政策支持，同时中央财政的补助力度也很大。
然而，马方却没有为一个园区出文件的先例，只是以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CEO签发信函的形式向广西方通报了园区享受的一揽子优惠政策，包括免除15年企业所得税等。
而在实际操作中，首个入园的钢铁项目，却不能自动享受这一揽子政策，仍需要一个一个去申请。鉴于这种情况，在中方通过多渠道、多层面争取和呼吁下，马方最终决定将于近期由国家投资发展委员会会议讨论确定钢铁项目一揽子优惠政策。
“下一步，中方还将继续推动马方以联邦政府的名义出台关丹产业园优惠政策。”韦朝晖说。
对于这一“立规”说，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园区事业部副总经理钟海涛，也给予了支持。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出访白俄罗斯，出席中国—白俄罗斯地方经贸合作论坛，并与白俄罗斯总统共同见证了首批企业入驻中白工业园。习主席提出希望，要把园区项目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和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
钟海涛介绍，目前，中白工业园是中国对外合作层次最高、海外规模最大，也是政策最优惠的工业园区。“相对来说，白俄罗斯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投资环境比较好的，但即便如此，同样也有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
“所以，建立海外园区一定要制定对中国企业有利的游戏规则，要想园区走出去，首先要让标准走出去。比如，我们园区的消防、水电就都是采用的中国标准。只有规则由我们来主导，才能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有利。”钟海涛说。
“走出去”本质上是本土化过程
“一带一路”是“走出去”还是“走进去”？这是本届论坛期间多位代表提出的另一关注点。
韦朝晖提出，“走出去”在本质上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不能有钱就任性，必须像本土企业一样守法经营，才能真正扎根发展、和谐共赢，因此合法融入是“一带一路”战略下“走出去”的生存之道。
而除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这些不能逾越的硬杠杠，在日常运营和生活中，还有很多当地的宗教信仰、民风民俗、商业惯例、行为规范等，这些软性的约束也应主动遵守。
“不论到哪个国家，都要突出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的理念，自觉遵守当地的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只有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才能让当地人喜欢我们、信任我们，真心实意地与我们合作。”她说。
徐彦平是柬埔寨中柬金边经济特区主席。他指出，“一带一路”是“走出去”还是“走进去”，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中国企业来说，怎么走进柬埔寨的法律、规则、人文、市场，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行为，而不是概念，“因为我们要朝夕相处，要融合在一起”。
徐彦平介绍，柬埔寨所有的法律、规则，和中国的法律都有很大差异，和他们的沟通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走向“一带一路”不能着急。
徐彦平说：“合作伙伴关系都是这样的，法律是公平的基础，也是维护情感的底气，有了这个底线，有了这些规则，我们才能够和伙伴国成为知音伙伴关系。”
（天津企业走出去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