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战略已取得显著成效。目前中国在境外设立的企业近3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合同额和营业额均位居世界第一。”近日，在第十四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上，国务院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商务参赞周振成介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有关情况、前景展望、现行政策措施和今后的重点方向。
周振成表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了较大提升，2001-2014年，中国内地进入全球500强企业数量由11家增至91家。对外投资合作不仅提高了中国与东道国开展务实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也成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企业“走出去”的“三段交汇”
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一带一路”的关系相关密切。
今年3月，国务院授权，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原则、框架思想、合作重点与机制以及中国各地方的开放态势等，号召大家积极行动，共创美好未来，特别是明确提出了“五通”的倡议，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都和对外投资合作密切相关。
今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对外投资合作的下一步发展思路、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确定了重点领域，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政策措施。
周振成称，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经营近百年的历史而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投资规模远不能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相比。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8826亿美元，居世界第8位，占全球存量的3.4%，相当于美国的14%、英国和德国的55.7%、法国的69%，日本的74%。
结合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实践，周振成介绍，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三段交汇”的特点，即：初级发展阶段、较快增长阶段与转型升级阶段交汇。从发展水平看，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从发展速度看，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从发展内涵看，
到了转型升级阶段，正逐步由对外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强国转变。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周振成公布了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的情况。
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截至2014年底，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实现各类投资924.6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0.5%。今年1-10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31.7亿美元，同比增长36.7%，主要投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和泰国等国。
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今年1-10月，在“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2677个，新签合同额645.5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3.3%，同比增长21.6%;完成营业额499.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3.5%。截至今年10月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6825亿美元 , 完成营业额4744亿美元，分别占到同期业务总规模的45.0%和45.2% 。
周振成介绍，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的进展。
主要表现有： 一是对外投资带动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初显成效。装备制造类境外投资累计近55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以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制造等行业。2010-2014年，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和光伏等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约88.3亿美元。今年1-10月，制造业对外投资99.4亿美元，增长82.8%，其中流向装备制造领域的投资44.9亿美元，同比增长120.7%；二是对外承包工程带动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潜力较大。2014年，对外承包工程项下货物出口163.3亿美元，其中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出口98亿美元。当年中国企业新签境外轨道交通类项目合同金额247亿美元，同比增长3倍多。今年1-10月，电力、通讯领域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9%和30.5%；三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带动国际产能合作。目前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中一半以上是加工制造类园区，在推动有色、建材、化工、轻纺、汽车等重点行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困难
周振成称，中国经济目前已步入平稳发展的“新常态”，“走出去”平稳较快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但将进入转型升级阶段。“中国对外投资的未来增速将会高于吸引外资的增速，规模超过只是时间问题。”周振成预计。
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周振成总结了三个问题：一是企业综合实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核心竞争力不高。二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深度重组，国际竞争加剧，发达国家大力推动“制造业回归”，与中国产业结构的关系正由互补为主向互补与竞争替代转变;新兴经济体加快工业化步伐，对我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形成挤压。三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往支撑高速增长的要素成本优势正在弱化，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四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加大，地区冲突、局部战争、恐怖活动、社会治安恶化等境外风险上升。
（走出去服务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