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三五”规划等关键一年，根据近年来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情况的观察，就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走出去带来什么好处，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等几个问题作了一些思考，与大家一起讨论和交流。
为什么要走出去？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所迫
中国企业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正在逐步超过利用外资。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巨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5》统计数据，按照2014年的对外投资流量计算，发达经济体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比是1:1.6，全球的平均水平是1:1.1，发展中经济体为1：0.7，中国是1:0.9。按照对外投资存量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美国为39%，日本为35%，德国为47%，法国为50%，英国为62%，意大利为28%，巴西为12.6%，俄罗斯为20%，印度为6.1%，而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8.5%。
从国内宏观层面看，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势在必行。面对经济新常态，加快推动企业走出去，既能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也能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2015年，出台了与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三个纲领性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和《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另外还有十余个国务院颁布的政策文件提及加快各产业走出去的内容。未来几年，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需要努力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率，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推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联合走出去，增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同时需要建立走出去风险防控体系。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企业国际化是其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和国际化配置资源，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重要途径。从需求侧看，出口的高增长由于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而难以为继，通过对外投资可以促进境外产业发展，做大并分享境外需求增长的蛋糕，特别是要通过对外投资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同时加快开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市场。通过对外投资也可以促进国内消费升级，通过并购与投资境外受国内消费者欢迎的各类消费品企业，然后发挥境内外协同效应，促进国内市场开发，促进国内消费升级。从供给侧看，一些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引发了PPI超过40个月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也出现负增长，分析显示，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是过剩最为严重的行业。通过走出去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并开展产能国际合作对改善国内供给侧困境大有裨益。
走出去有什么好处？走出去对国内经济发展有四大效应
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中央层面作为国家战略推动有力，但是，有些地方政府总觉得对地方经济贡献不大，推动走出去工作有时力度不大。根据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魏杰和汪浩的研究成果，境外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有技术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
在技术效应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大多数是在寻找区位优势，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或者内部化优势，所以往往是从东道国获取了更为先进的技术，获取的方式包括对国外公司的跨国并购、从国外购买专利使用权、与国外公司或研究机构共同研发、聘请国外的先进技术人员等，然后通过子公司把这些技术传递至母公司，从而带来投资者母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综合来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在很大程度上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投资效应方面，对外投资对国内投资的促进效应通过三个途径起作用。一是以内部化形式进行的对外投资将会加大对国内环节的需求，因为国内外的环节是配套连接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国外需求的增加也会使国内需求增加，使投资者增加国内投资；二是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将促进国内新产品的投资，企业将在国外学习或研发得到的新技术、管理经验等传递至母国，从而形成新的投资点；三是国内资本的输出为外国资本的输入创造条件与机会，一方面是国内资本的输出会增加本国的开放度，增进国际交流与相互理解，促使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另一方面国内资本在国际市场寻求最优化配置，也为国际资本进入本国提供更多空间。
在就业效应方面，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来实现，当国内投资增多，会建更多的工厂，生产更多的产品，或者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过剩产能行业的对外投资，这将会释放更多优质资源，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空间，从而增加就业。我国资本投入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度远大于技术进步偏向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度，因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要绝对低于资本积累的影响，据此可以判断我国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所导致的就业减少会小于投资促进效应所带来的就业增加，所以总体来说，对外投资对就业也是正向促进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效应方面，对外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指对外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更直接地表现为对母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如果考虑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我们可以用生产函数法来考虑我国的对外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产出是关于技术、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函数，而且是关于他们的增函数，所以当三种投入要素同时增加时，总产出也必定会增加，而由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对外投资对国内的技术、投资、就业都具有正向的效应，从而对总产出也就有正向的效应。也就是说，我国的对外投资有利于国内经济增长。如果考虑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GNP），那么这种促进作用将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地域为界进行统计的，实行属地原则，而国民生产总值是以国籍为特征进行统计的，实行属人原则。
走出去存在什么问题？走出去需求旺盛而能力不足之间矛盾突出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国际化需求与国际化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在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服务三个层面都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政府管理层面，政府对境外投资的管理体制顶层设计存在不足，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国资委、外管局和国税总局等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有待完善。一些部门的管理方式与企业国际化的实际脱节，例如对国有企业高管出国管理视同政府公职人员管理，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实际严重脱节，对国企的境外监管手段和方法与投资目的国的现实情况错位，一些部门只管事前准入，对事中事后的服务和监管很少涉及。更为突出的是境外投资立法空白，规范境外投资行为和保障境外投资权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政府服务体系建设有待加强，特别是在投资目的国的服务机构和服务体系建设与企业的实际需要差距较大。
在企业管理层面，中国企业国际化理念、国际化战略和国际化战术层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国际化理念层面，对国际规则的认识和实践存在对标不准和衔接不够的问题。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重视还不够，合规与企业公民形象有待改善。对联合国全球契约、经合组织跨国经营准则、可持续发展指南以及各类可持续发展评级等国际规则不熟悉。在国际化战略方面，普遍存在境外投资并购战略不清的问题。不少企业缺乏清晰的并购路线图，并购目的含混不清，对协同效应理解不足。有的企业急于做大做强，未作充分准备就盲目进入陌生领域。缺乏足够的国际资源和专业经验，过分依赖投行等中介提供目标企业信息，容易陷入“机会导向”陷阱，甚至单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在国际化战术层面，不少企业存在尽职调查能力明显不足、投资并购后整合困难多、风险防范意识和手段不足、对劳工和养老金等规则认识不足、与利益有关方沟通能力不足、税务和财务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等问题。
在社会服务层面，企业迫切需要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有待建立，全球性中资企业商会体系没有建立，国别或区域性中资企业商会水平参差不齐，维护中资企业境外合法权益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社会力量和智库对国别研究和行业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欧美日大国研究比较多，但是小国和新兴市场研究少，对传统行业研究多，对新兴行业研究少。国内的境外投资专业服务业发展滞后，在会计、法律等领域严重依赖国际专业机构。跨国经营人才短缺，海外并购后一般依赖当地职业经理人团队，投资并购后的整合能力薄弱。专注于培养跨国经营人才的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比较缺乏。针对中资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智库建设滞后，一些研究浮于表面，缺乏深入一线的实地调查和针对性研究建议。有境外保障能力的专业风险防范和安全保障机构严重缺乏。
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国际化道路
为了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着眼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把握国际经济合作新方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府统筹协调，创新对外合作机制，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以下是一些不成熟的建议与大家讨论交流。
填补境外投资立法空白，突破境外投资立法困境。突破当前部门立法的羁绊和困境，建议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组织由政府部门、企业代表、行业专家、服务机构等各方参加境外投资立法团队，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践，完善顶层设计，建立统一、规范、协调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确立各类投资者的主体地位，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境外投资行为。
组建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覆盖境内外全流程境外投资服务。探索建立以服务境外投资企业为目标的具有独立行政法人资格的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同时设立境内和境外分支机构，以提供公益性境外投资服务为主，根据企业个性化需要提供分类分级的有偿定制化服务。聘请国内和驻在国当地的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在投资目的国开展分行业领域的基础调查和研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与指导。积极整合各部门、各行业的政策资源，做好行业指导、信息服务、融资服务、投资促进、人才培训、风险防范等综合性企业服务工作。
建立覆盖全球的中资企业商会组织，维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按照政府指导，企业主导的原则，有效整合现有的境外中资企业商会组织，做强做大商会力量，积极做好行业自律、倡导企业公民形象提升、集体维护企业权益、避免中资企业内部恶性竞争、鼓励企业经验分享等。
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创新走出去方式。综观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实践，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三段交汇”的特点，即：初级发展阶段、较快增长阶段与转型升级阶段交汇。从发展水平看，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从发展速度看，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从发展内涵看，到了转型升级阶段，正逐步由对外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强国转变。在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走出去实践背景下，需要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以符合中国企业情况的方式走出去，比如，以境外股权投资等轻触式开展投资并购，以整合全产业链的方式抱团走出去，以境外经贸合作区方式走出去，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为目的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以国际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投资为突破点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等。
发展走出去专业服务业，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企业国际化服务。鼓励国内银行、会计、法律、评估、人才中介、保险、经纪等专业服务业企业国际化，鼓励建立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的各类智库，鼓励高校等各类办学机构开办国际商务类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立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商务服务机构，鼓励境外风险防范机构的发展，提供境外安全管理咨询服务等，鼓励建立走出去专业服务联盟，打造走出去服务生态圈等。
（走出去服务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