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完善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现在中国的市场体系发展正从过去低水平的发展，要跃升到全面发展与创新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未来的市场体系建设一定要更加强调开放，并且与国际接轨。
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39年，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和市场机制完善，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完善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过改革开放39年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变化，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和要求在快速提升。与发达国家建立市场体系的过程不同，中国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商品和要素的资源配置都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因此，如果中国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得慢，就很难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抢占市场发展的前端和高端，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获得一些发展资源。
她进而表示，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市场体系框架已经形成。现在中国的市场体系发展正从过去低水平的发展，要跃升到全面发展与创新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未来的市场体系建设一定要更加强调开放，并且跟国际接轨，同时要在全球市场体系里抢占高端。
让市场作决定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进行，包括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新要素，也在深刻地改变商品和要素的配置方式。在王微看来，面对新的要求和新阶段的变化，需要进一步提升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如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王微表示，需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机制完善和创新几方面来加快推进，要培育具有全球视野、有竞争能力、有配置能力的现代化市场主体。现在的市场体系比如商品市场，已有了有形或无形的市场，未来要构建更现代化、更专业化、具有全球商品配置能力的新型市场，包括利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建设具有更大聚焦辐射能力的现代市场。市场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不仅是商品市场，还包括要素市场，包括金融、土地、劳动力、大数据，包括知识、技术新的市场体系建设，现在要素市场还比较落后，所以要全面而创新发展。
此外，市场化的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比如价格机制。“中国改革是渐进性的，在对于要素和服务来讲，还有部分价格是由政府来决定。虽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需要政府在价格决定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价格的形成机制和方式不是简单行政性的确定，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和经济运行的要求，建立公平、透明、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和利用的价格形成机制”。她表示，下一步要重点推动垄断性行业、服务领域的价格改革。垄断行业价格改革，关键是要将纯粹垄断和可以开放给市场竞争的环节进行分离，在进一步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的同时，加快推进政府对垄断环节或领域价格形成的机制和监管，让其更加符合市场的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最近几年，中国推进放、管、服的改革。王微称，在现代市现代市场体系中，更加强调放开市场准入，更多采取非禁即入，对于国家没有特别规定的，没有特别限制的就要放开准入和竞争。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则要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这一点对政府的挑战很大。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加快创新探索，政府监管能力、监管方式也要加快转变和创新。
完善市场体系
经合组织曾提出市场经济的模式：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行政管理导向型市场经济。虽然中国一直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但有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王微对此表示，现在各国的市场机制有各自的特点，在对市场经济问题的认识上不完全一致，不管承认不承认，中国还是要坚定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只要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得好，在全球的影响力、竞争能力很强，能够对世界经济发展中具有引领和创新作用，就会被国际社会更广泛地接受和认可。
“我们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意味着政府不发挥作用。要让政府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更好作用。比如市场规则就要由政府来制定。”王微说，当市场配置资源会有外部性或负面影响时，政府这时候就要出来补位，或者优化市场配置。在监督市场主体方面，按照市场规则监督和促进市场主体有序开展经营活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政府发挥作用，方式的创新和转变很重要。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也对记者表示，一些发达国家经济欲振乏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可以提供一套引导各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经验。
走在开放前沿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上海经济总量是第一，广东是第五位。到了1984年以后，广东就成为全国第一，因为改革开放得早，向沿海和港澳地区开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勇告诉本报记者。
记者近日走访了广东的多家企业，企业主表示：“广东的商业氛围很好，商人见面也谈实在的事，非常务实。”有学者曾说，“广东市场经济的经验，不仅对中国重要，对世界也同样重要。”
“如果没有广东的市场开放，就不会有经济奇迹的发生。”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告诉本报记者，以对外开放为标志性的一些行业，构成了过去30多年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很多港资、台资企业进来，政府也进行改革。
对于广东的市场开放，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贸系教授傅京燕感触颇深。她告诉记者，“广东始终走在开放前沿。”广东省对外经济联系紧密，拥有地缘、人缘条件，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畅通三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湾区经济迎来了机遇。
广东下一步要逐步将开放发展的先发优势转变为新时期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新优势。
“如果中国民众有心怀天下、同舟共济的胸襟，在寻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更多参与全球性的议题，并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梁海明说，只有如此才能达则兼济天下，最终和各国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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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提出经济改革要以市场取向。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由北至南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
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