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东起

　　时间过的真快，快得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走过了很远很远的时光。当时光足够长，到达人们所说的12年，一个轮回，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不变。

——题记

　　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公司的大多数职工来说，能到国外项目工作还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那时国外项目寥寥无几，其中以“巴基斯坦”这个名字最为响亮。在那之后的10多年间，也经常听周边有过出国经历的同事讲述他们在国外的一些见闻，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那一刻，我常常被他们的故事所吸引，羡慕他们在那些陌生国度所经历的一切。

　　2005年，随着工程局国际业务不断扩展延伸，国外工程项目逐渐增多。这年秋天，我背上行囊，带着无数浪漫的想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曾经向往的出国路。

　　从此，我在这条路上，在坚守与退缩、相聚与离别，在希望与失意、欢乐与伤痛之间不停奔走，一走竟是12年。12年的光阴变化了很多事情，父母轻快的脚步变得蹒跚了；孩子不经意间从小学上大学了；而我，悄然送走青春年华，已然迈过中年的门槛儿了。

　　我始终相信，越是艰苦的岁月越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不再是一个国外见闻的倾听者，而成为故事里的主角——讲述者时，每当回首往事，那一切都还是那么清晰，没有一丝尘封的痕迹，如昨日的阳光，晶莹透彻。

　　2005年11月的一天，我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做着出国前的最后准备，我要去的国家是坦桑尼亚117公路项目，当时我们一行三人，办事处派车送我们去首都机场。

　　当办事处的人员看到我的穿着时，说：“这身衣服也就穿这一路了。”我当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事实果真如他所说，自从我到了项目部脱下那身西装起，它就再也没有机会重见天日，直到一年半以后我休假回到国内，才取出被遗忘在箱底的它，望着它皱皱巴巴的样子，一如我长期被非洲紫外线侵蚀过的那张脸。

　　117公路项目全长100公里，其中大部分路段横穿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只在路的起点和近终点的位置才各有一个小镇。项目部座落在一片葱郁的山脚下，白墙蓝顶的彩钢房在绿树丛中显得清幽静谧。

　　当时我们习惯性地称呼这个地方为“主营地”，而散落在公路沿线由施工人员居住的地方都统称为“分营地”。由于主营地和分营地所承担的使命不同，分营地的人员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到主营地去的，除非得了疟疾去那里治疗。

　　分营地不是固定居所，会视施工情况而随时搬迁。建分营地时，首先要找到合适的位置，在周边挖出壕沟，再延壕沟侧栽上木桩，木桩之间用铁蒺藜连接起来。接下来就是摆放生活设施，之所以用摆放而不是用搭建，是因为生活设施只有三个用集装箱改装的、有门有窗的房子，一个用来住人，一个中间隔开，一半是厨房，一半是冲澡的地方，另外一个是仓库。住人的集装箱和做饭的集装箱摆放时中间留上一个过道，上面盖上铁皮瓦而下面的空间就是餐厅。院子里的其他空地则用来停放施工设备。这样，一个营地就建好了，异常简陋，但功能却很强大，它承担着项目重要的施工任务。

　　这样的分营地大都建在密林之中的空地上，周边没有任何村落人家，每天进出的只有七八个中国人和轰鸣的施工设备。这几个中国人中会留下一个看守营地，其他的都是早出晚归，留下的那个一般是机械修理人员，主要职责是修理营地里的故障设备，顺便看管营地，空闲时间或许还能给大伙做上一餐美食。

　　白天，每个人都在各自不同的施工点上，是没有机会见面的，只有晚上收工回到营地才能再见到彼此，每当这时，营地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充满了欢声笑语。晚饭时间一般都在9点左右，这是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饭桌上大伙各自讲述着工作面上发生的有趣事情，不时传出阵阵笑声，这期间还顺便安排好明天的工作任务。晚饭后，劳累一天的我们进入梦乡。这时，营地安静下来，密林深处不时传来一声夜鸟嘶哑的鸣叫，连同集装箱内的梦呓声，都一同融化在那片漆黑的夜色里。

　　这就是我们的营地，当时被我们称之为“家”的一个地方。那时，我常常在远处望着营地透出的灯火，心中充满了不尽的温暖。多年之后，我时常会想起那段时光，它定格在脑海的那些镜头简洁而透彻，以至于整个2006年一年的时光，薄得如同那天般透明。

　　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项目上得疟疾的人很多，主营地的那间病房经常人满为患，多半年的时间，我也成了那里的常客。

　　都说疟疾是非洲“第一杀手”，那时我们常开玩笑说，到坦桑尼亚如果不得几次疟疾就等于白来一趟，当时全项目100多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有的还得过不止一次，得的多的便被我们私下里笑谈称为“摆王”，因为疟疾俗称“打摆子”。

　　我也是众多的“摆王”之一。在我到的头半年的时间里竟然连续打了五次摆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刻骨铭心的一种感觉，没体验过的体会不到，体验过的一定会谈“摆”色变。

　　疟疾的症状首先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发高烧，烧得整个人昏昏欲睡，头痛欲裂，浑身的关节犹如被千万只蚂蚁啃噬；一会儿冷得瑟瑟发抖，仿佛置身于冰天雪地，四周一片空旷寒风哀号；一会儿热得虚汗横流，犹如跌进了火山口，岩浆滚滚而来，人在瞬间被融化。

　　记得有次，分营地已经搬到了距主营地很远的地方了，一个同事得了疟疾，深更半夜的，送回主营地的路上怕不安全，但看到他实在难受的样子，我们就决定送他到前面一个小镇上的卫生院，给他拿点药或者打上一针退烧，能够坚持到天亮再送去主营地。

　　小镇上的卫生院很简陋，当时只有一个医生在值班，看到我们态度格外客气，问完情况，量完体温接着就走了出去。当时我们还以为出去拿药，就在屋里等着，这时隔壁屋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不一会儿，医生进来叫患者跟他走，我们不放心就在后面跟着，来到“哗哗”流水的那个房间，里面的情景令我们很迷惑，没有常见中的药厨、病床之类的设施，有的只是“黑咕隆咚”的墙壁，昏暗的灯光下，水龙头还在不停地滴着水，一个大水桶里面盛满了水。

　　这时，医生示意患者脱了衣服，我们赶紧问明情况，医生说需要用冷水给病人降温，望着浑身颤栗的同事，我们面面相觑，最后，一个词在我们脑海里同时出现，那就是“逃之夭夭”。我们绝尘而去，只留下那个坦桑小镇里的医生惊愕困惑的表情。

　　同样是到地方医院看病，我的境遇和他大不相同。虽然没有被要求用冷水降温的困窘，但情况比那还糟，那次疟疾令我整整持续了半个月之久。

　　当时项目上的医生刚好休假，所以那段时间得病的就只能到当地医院就诊，我去的是一处还算大一点的医院。当时感觉医院还是比较正规，挂号、验血，一切都是按程序进行。可是当五大三粗的女护士拿着针具出现的时候，却令人毛骨悚然。针管、针头都比国内的要大一号，国内打针手法一般是快进、慢慢推药、然后拔出。这里刚好相反，粗大的针头慢慢地刺破皮肤扎进肌肉，然后快速将药液注入体内，再拔出。整个过程不堪忍受，疼得叫人直吸冷气。

　　每次打完针，针眼处流出的血都会慢慢浸透裤子，疼得都不敢坐下。就这样连续打了一个星期，非但没好转，还起了一身的红斑点，最后才知道，那个医院用的是一种叫“奎宁”的抗疟药，由于副作用大，这个药品在其他地区早已淘汰了，而我却对这种药物过敏。过敏反应让我雪上加霜。没办法，项目派人护送我去了更高一级的地区医院进行治疗，当医生看到我满身的红色斑点，问我是不是交了非洲女朋友，言下之意就是怀疑我是否得了艾滋病。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才开始按治疗疟疾的流程进行验血，结果出来后我每毫克血液里竟然有八个疟原虫！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三四个就会出现疟疾的症状。这次治疗因为是对症下药，我逐渐有了好转，又过了六七天后就彻底康复了。

　　那些天我躺在病床上，昏昏沉沉，疼痛透出身体，在空气中弥漫，半梦半醒之中，我似乎回到了家里。耳边真切地听到女儿在喊爸爸，母亲则爱怜地抚摸着我黑瘦的面孔。醒来后，我尝试用各种姿势来缓解周身疼痛，最后觉得只有跪在床上将脸埋在枕头里才能舒服些，那样还可以流上一会儿眼泪而不被别人看见。

　　在坦桑尼亚的那段时光，关于我们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它们就像储存多年的美酒，在时间的沉淀下散发出香醇的气息，尽管有过伤痛，也历经过磨难，但我们用坚持换来了最终的欢笑。
这些故事都很平凡，也说不上精彩，甚至有些琐碎，它们只不过是茶余饭后众多谈资中的一些碎片。可不平凡的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还依然存在坚定信念和奉献精神，精彩之处在于有众多的国外工程施工者们前赴后继、砥砺前行，以一种高昂的斗志，硬生生撑起了公司国外工程的脊梁，为公司能够成为电建集团旗下的国际强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12年，按中国人的通俗叫法就是“一轮”，从起点到起点，这个过程没有终点。这12年当中，我先后又到过利比亚、肯尼亚、卡塔尔等国家，每到一处，都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发生，每到一处，都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在新的起点上，总有我的家人在背后默默陪伴，总有一些同事他们鼓励我、包容我，正是有了他们给我的力量，才使我执着地坚守着那份信念，支撑着自己一路向前。在每一处重新开始的地方用心耕作，并播下希望的种子，破土而出的是坚定，迎风怒放的是信念，结出的果实是那颗不变的初心。